书评：《枪炮、病菌与钢铁》

这是一本极好的书，给人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变迁。同时本书也并不太好读，受写作风格和内容容量的影响，本书读起来绝对算不上流畅，因此需要比较整块的时间和相应的兴趣与耐心。作者从一个普通到基本没人会深入思考却又重要到影响了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 “为什么是欧洲人侵略了印第安人并殖民了美洲，而不是相反” 出发，从各个重要的角度阐释了不同地区人类发展的进程。本书提出的比较核心的角度有动植物、文字、技术、洲内和洲际的交流以及人口的角度分别推演出了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世界。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正交的，有的是各为因果有的是相互促进，比如较多的人口会显著加速技术的发展和改进。总结来说就分为地理、生态环境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我一直都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变迁有一种只知结论不知有过程的单纯理解，比如在 “印第安人相较于欧洲人的落后” 这一点上，我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句话既是原因又是结果，陷入循环论证而又不自知，也不去深想。读了本书才明白原来印第安人在美洲找不到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来驯化，因而也就得不到丰富的蛋白质来源、动力和战争机器；印第安人在美洲也找不到太多的植物来驯化，因而也很难早早地依靠农作物养活过剩的人口，撑不起庞大的政治机构——虽然最终这些都解决了，但是太晚了；印第安人驯化好的作物、技术、文字和政治势力很难通过在南北方向上延伸的美洲大陆快速传播——这意味着穿过不同的季节，更何况美洲的山脉和沙漠也助推了这一阻碍因素；也正因为印第安人缺少与大型哺乳动物的长期相处，在面对相反境况的欧洲人和已经与他们互相习惯的来自大型哺乳动物的病菌时兵败如山倒，迅速陷入了几近灭绝的残酷境地。这一切史诗般的天差地别都来自人类到达各个大陆之初大自然慷慨或吝啬的赐予。

本书的论证来自于对自然实验的发现——而不是构建。书中的一切观点的验证都来自于对自然条件下的不同人类群体的发展的观察和比较，这是绝妙的对照试验，却不是来自于设计和构建，而是源于对于已有自然环境的观察和发现。这一方法毫无疑问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只要能在自然与社会中找到最合适的对照组即可。

这是一本毫无疑问要一遍遍读的书，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这种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与模式，这是在人类学这门无法精确度量的学科上尤其难能可贵的。

原文摘录

前言 耶利的问题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谈的普遍倾向。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曲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 6000 种语言中，有 1000 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

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

南岛人就是说南岛语的人。根据本书的介绍，南岛人源自中国华南，他们经由台湾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岛，继而向太平洋诸岛扩张。

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努人之间的混合现象。

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可能是有意识地渡水前往一些看得见的岛屿，同时由于经常使用水运工具，他们不断地在无意中抵达了甚至看不见的、遥远的岛屿。

因此，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消失的一个假设是，它们在大约 4 万年前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对渡渡鸟、恐鸟，也许还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它们的不幸是在毫无演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入侵的、狩猎技巧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现代人。

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第二章 自然的历史实验

这些莫里奥里人只得留在查塔姆群岛，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他们通过宣布放弃战争来做到达一点，他们还通过阉割一些男婴来减少人口过剩的潜在冲突。

第三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西班牙人的这些胜利不能轻易地仅仅归之于美洲土著盟友的帮助，归之于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马匹这种新奇事物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也不能（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归之于印加人误把西班牙人当作是他们的神灵比拉科查降世。

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身体甚少防护的印第安人的强有力的锐利武器。

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们来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队发出警报，骑兵还可以用马把印第安人撞倒，让马蹄把他们踏死。

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 1526 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阿塔瓦尔拍对西班牙人、他们的兵力和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他那一点少得可怜的情报是通过口头得来的，主要是从一个使者那里来的

第四章 农民的力量

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 90% 而不是 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

人类的各种各样疾病是在有许多适于驯化的动植物物种的地区演化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生产出的农作物和饲养的牲畜帮助养活了使流行疾病得以保持的人口稠密的社会；一部分是由于这些疾病是从驯化的动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来。

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

事实上，到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通过哺乳期无月经、禁欲、杀婴和堕胎等办法，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 4 年一个。相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源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保护它。

在美洲许多地方栽培最早的植物之一是为非食用目的而种植的，这就是用作容器的葫芦。

马使得仅仅率领—小群冒险家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能够推翻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

当马在后来被套上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发明）开始在近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

在马鞍和马镫发明后，马使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其他民族对罗马帝国和后继国家造成了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 13 世纪和 14 世纪征服亚洲和俄罗斯的许多地方而达到高潮。

总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

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碳-14 年代测定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气中 碳-14 与 碳-12 的比例事实上并不是严格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上下波动的，因此，从某种不变的比例这种假定出发去计算 碳-14 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经常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错误。

这些粮食生产者不但引进了作物和动物，也引进了陶器。

第六章 种田还是不种

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许多地区最早的农民同被他们取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龄也较轻。

粮食生产者中也有流动的群体。

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产的转变，并不总是与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同时发生。

差不多 11000 年前的最早的菜园的一个可想而知的作用是，万一在野生食物供应短缺时提供一个作为预防的食物储备地。

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宁愿每天去猎捕长颈鹿，每月猎获一头长颈鹿，从而赢得伟大猎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份，每天确保采集到坚果。一个月背回家两倍于一头长颈鹿重量的食物。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农民总是看不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说他们粗野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看不起农民，说他们愚昧无知，而牧人则对这两种人都看不起。

第七章 怎样识别杏仁

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实际上必须通过动物的肠胃，然后才能发芽。

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防动物把它们吃绰，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苦而难以入口，或竟然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到了罗马时代，今天的几乎所有作物都已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得到驯化。

最后，杏仁和橡实的最重要差异也许是：杏仁的苦味由单一的优势基因所控制，而橡实的苦味似乎由许多基因所控制。

第八章 问题在苹果还是印第安人

新月沃地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地处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带内，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和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气力用来生产大籽粒的种子，种子在旱季休眠，并准备好在雨季到来时发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会浪费气力去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或纤维梗茎，就像乔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样。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新月沃地许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产，它们大片大片地出现，对于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其价值必定是显而易见的。

—边是小麦和大麦的直接价值，一边是墨西哥类蜀黍所引起的种种困难，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差别也许就是新大陆人类社会和欧亚太陆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就是说，它们通常是自花传粉。

几乎所有这些植物都是在地中海气候带或其他干旱环境中土生土长的。此外，它们又都以压倒优势集中在新月沃地和欧亚大陆西部地中海气候带的其他一些地区，从而使最初的农民有了巨大的选择余地：全世界 56 种最有价值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的大约 32 种。

新月沃地的高度变化意味着可以把收获季节错开：高地植物结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晚一些。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在谷物种子成熟时沿着山坡逐步向上去收获它们，而不是在一个高度上由于收获季节集中而无法应付，因为在那里所有谷物都是同时成熟的。

有4种大型哺乳动物——山羊、绵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新月沃地驯化了。

由于能够得到合适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们能够为集约型粮食生产迅速装配起一个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组合。

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当地作物并不是同样多产的。

新几内亚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

今天甘蔗年产量的总吨数几乎等于第二号作物和第三号作物（小麦和玉米）产量的总和。

新几内亚未能出现谷物农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里的野生起始物种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缺点：世界上 56 种种子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没有一种是生长在那里的。

新几内亚人无分老幼，常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动物，而在别的地方，由于能够得到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猎物，人们对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蛋白质缺乏可能也是新儿内亚高原社会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所有这些不存在本地粮食生产或只有有限的本地粮食生产的地区，都缺少可驯化的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

苹果在历史上是最难栽培的果树之一，也是在欧亚大陆驯化的最后一批主要的果树之一，因为苹果的繁殖需要复杂的嫁接技术。

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不太多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我们曾提醒自己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那许多方面。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

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河马每年杀死的人比非洲的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狮子）杀死的人都要多。

斑马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它们因此而咬伤的美国动物园饲养员甚至比老虎咬伤的还多。

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一低就躲开了。

猫和雪貂是唯—的得到驯化的地盘性哺乳动物。

有许多动物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节就变成地盘性的了，这时它们见面就争斗，彼此不能相容。

人类同大多数动物缔结了一种不幸的婚姻，这是由于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原因造成的：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以及群居组织的几个不同的特点。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和偏斜的轴线

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

因此，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

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产生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

如果还要向东，则有中亚沙漠、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一起把中国的温带地区同气候相似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分隔开来。因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早期发展独立于处在同—纬度的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并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作物。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

当然，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病人的最可怕的细菌。

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 2100 万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 1346 年到 1352 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事实上，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的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 1600 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 400 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 200 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 1840 年，艾滋病出现在 1959 年。

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和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第十二章 蓝图和借用字母

中美洲文字同欧亚大陆西部古代文字的所有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本普遍性。

罗马字母本身就是长长的一系列蓝图复制的终端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字母显然只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个 1000 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内说闪语的人当中产生的。

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 “方便对别人的奴役”。

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出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团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

非洲和美洲内的南北轴线和生态障碍阻滞了作物和家畜的传播。文字史引入注目地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因此，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即使对那些最著名的而且显然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发明来说，就是 “某人发明某物” 这种不加掩饰的说法背后有着被忽视了的先例的影子。

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了带车轴和车轮的车子，但那是当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运输。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直到我们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没有可以套上他们的带轮子的车子的牲口，因此这种车子并不比搬运工有任何优势。

虽然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打字机键盘的这种安排是在 1873 年作为一种反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对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键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边（用惯右手的人必须用他们不习惯的左手）。这些似乎产生相反效果的特点的真实原因是：如果在 1873 年发明的这种打字机上连续快速敲击相邻的键，会使这些链互相卡在一起。

因为英国的一些市政府已对煤气照明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对竞争的电灯公司设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

古典时期可以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这一点大概妨碍了当时的发明创造

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大陆上，各社会之间在发展和接受新事物方而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

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哪怕是短暂地放弃了火器，很快就会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邻国打垮。只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孤立的海岛，它才没有因为拒绝这种具有巨大作用的新军事技术而受到惩罚。

如果没有技术的传播，得到的技术会更少，而丢失的现有技术会更多。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来这项发明的重要性。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掌握。

自我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

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的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区。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来为这种征服辩护。

在不认识的人们之间解决冲突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群体的扩大，这个难题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末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

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

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

有 1000 次的统一便会有 999 次的分裂。

把狂热的爱国者和宗教信徒变成这种危险对手的，不是这些狂热分子本身的死，而是他们的意愿，即不惜以他们一部分人的死来换取消灭或制服他们的异教徒敌人。

收成贮藏好之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利用农民的劳动力来兴建宣扬国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兴建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从事扩大政治实体的征服战争。

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

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

一个继续把冲突交给全体成员去解决的大型社会必然会分崩离析。

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那些获得集中权力的人逐步地成了公认的上层人物，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先前的几个地位平等的乡村氏族之一，只是这些氏族比其他氏族“更平等”罢了。

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

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可能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是一个大大的 “如果” ——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来自觊觎领导地位的狂妄之徒的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与经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小型社会的领袖和大型社会的领袖一样，珍惜自己的独立和特权。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通过实际的征服。

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

第十五章 耶利的族人

澳大利亚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最变化无常、生物品种最稀少的大陆。

大澳大利亚移民原来在东南亚的祖先，到这时已大部分被从中国向外扩张的其他亚洲人取代了。

在不同海拔高度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粮食生产的一些社会之间对粮食的大规模经济交换，在新几内亚从未发展起来。在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种交换不但向各个海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种比较均衡的饮食，从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而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环

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

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 “火耕农业” 。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

我们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样，最后的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了。

同样，沿托雷斯海峡话岛进行的贸易也是一种传话游戏，最后到了约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种与新几内亚社会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同澳大利亚高原地区之间隔着 2000 英里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的地带。就澳大利亚能有多少机会看到并采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做法这一点来说，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不妨说就是月亮里的山。

一个主要的因素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

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现代的南岛人。

在澳大利亚创造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当然，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文字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直接造成的。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正如美国的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大陆的广大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地区的故事—样，俄国的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俄国的故事。

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动植物驯化中心之一。

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 3000 年至 2000 年间，最后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 1500 年则是第十三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罗盘、独轮车和火药。

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东亚的文化进步并不全部源于中国，朝鲜人、日本人和热带东南亚人也不是毫无贡献的没有创造能力的野蛮人。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华人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爪哇人之间潜伏着的相互恐惧在 1966 年爆发为—场流血的革命，当时爪哇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华人。

南岛语系的 4 个语族中有 3 个集中在台湾，这表明台湾就是今天各地南岛语的故乡，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语言一直在台湾使用，因此有最长的时间来产生分化。这样看来，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所有其他南岛语可能都起源于台湾向外的人口扩张。

其原因与欧洲在过去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更替或消灭澳大利亚土著的原因相同，也与华南人在这以前更替了热带东南亚人的原因相同：即农民的稠密得多的人口、优良的工具和武器、更发达的水运工具和航海技术以及只有农民而不是狩猎采集族群才对之有某种抵抗力的流行疾病。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养活了在现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最稠密的石器时代的人口。

在这一地区内，只有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这几个面积最大、距离赤道最远、最偏僻的、因而处于几乎最温和的(像欧洲一样的)气候之中的岛屿——现在生活着大量的欧洲人。因此，与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同，东亚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屿仍然为东亚民族和太平洋民族所占有。

第十八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

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 1 万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

印第安社会演化出来的致命病菌如此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为传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比在欧亚亚大陆晚几千年

习惯上都是把产业革命武断地定为从 18 世纪的英国利用蒸汽动力开始，但事实上一种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在中世纪时就已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

显然，一个已经属于定居农民的社会向另一个这样的社会 “借来” 冶金术，要比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向定居农民 “借来” 粮食生产（或被农民所取代）容易得多。

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欧亚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没有哪一个大陆在人种的多样性方面可以与非洲相提并论。

西非人把可乐果的含咖啡因的坚果当作麻醉品来嚼食，而可口可乐公司诱使第一批美国人和后来的全世界人去喝一种原来是用可乐果的萃取物调制的饮料，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能发展出农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农民的资格，而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适于驯化。

有一种方法叫做词源统计分析法，其根据就是计算出词通常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比较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甚至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

说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家畜，从而使他们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族群或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族群。

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 “不动产” 的差异。

后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

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

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

但是，提起这些环境差异不免会使历史学家们贴上那使人火冒三丈的 “地理决定论” 的标签。这种标签似乎具有令人不愉快的含义，因为这等于是说人类的创造性毫无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只是无可奈何地被气候、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编上了程序的被动的机器人。当然，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

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

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

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

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

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 14 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文化大革命” 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入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 5 年之久。

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

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

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由于年深日久现在已不可追寻，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 12 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 10 进制运算系统（12 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代的 60 分钟一小时、24 小时一天、12 个月一年和圆周 360 度）

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的历久不衰的文化特点。

不大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 1930 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国夺权之前两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 “死亡座” 上（前徘右边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车和一辆满载的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他压死。

人类社会和恐龙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数。结果，较低组织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高层次上的突变。典型的例子就是 1930 年险些让希待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个卡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的1亿人的生命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这些领域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扰：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实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

研究人类史的人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们的经验中获益呢?有一个证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