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

讲宋朝和元朝的书有很多，但是着墨于金朝的书却是寥寥。金朝并不讨喜，一方面金朝从未占据过整个华夏，是一个在群雄争霸中的失败者，另一方面在所谓 “正统” 史观中金朝一直是负面形象，无论是在《射雕英雄传》还是在岳飞的故事中，金朝始终都是邪恶的侵略者。这本书虽然说是围城史，但也花了颇多笔墨介绍了金朝的兴起、发展和壮大，最后至于覆灭，管中窥豹，可以看出金朝是一个普通的王朝，普通到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该有的元素它都有，无论是忠臣良将、才子佳人，还是腐败堕落、泣血悲剧，金朝一个不落。甚至于从十二世纪的中原人角度看来，金朝才似乎是中华正统，所谓宋朝也不过是屈居南蛮的撮尔小国而已。这本书不仅是关于围城史的专题研究，更是一部对于金朝 “祛魅” 的绝佳资料。

历史的轮回总是自带黑色幽默气质：北宋沉溺于悲婉羸弱、不思自强的气质中，被金朝所灭，金朝却又如北宋和后世的八旗一般，忘了骑马射箭，化作了另一个北宋；金朝和北宋联手灭辽，不过百年之后，金朝又被蒙古和南宋联手覆灭；不过数十年前，金朝时不时挥师北上 “灭丁”，给了成吉思汗版本的 “七大恨”，数十年后金朝官民看见蒙古的散兵游骑都吓得亡魂皆冒；百年前金朝围困东京，灭了北宋，百年后蒙古围困南京（金朝对于开封的称呼），为金朝的灭亡吹响了哀乐；宋朝有岳飞这般忠国之臣，金朝也有陈和尚和完颜承晖这样的倾危之士；徽钦二宗北上 “留学”，宣宗哀宗则南下 “打猎”……这种轮回甚至还可以续写到元朝和清朝身上，仍然妥当熨帖。

金朝国祚百余年，比元朝强点有限，比辽朝和宋朝则弗如远甚。金朝的灭亡在于内外交困：对外，北面赶上虎视眈眈的蒙古，南面对着百年深仇的南宋，西面还有个不安分的西夏；对内，无人才可用，无秩序可守，末代君主们骚操作不断，倾危之士又在三峰山一役中团灭。金朝的灭亡悲惨却又显得无聊，悲惨是因为君臣对对泣也难挽狂澜，无聊是因为金朝的灭亡实在是难以避免，很难有什么操作空间。金朝的国都一迁再迁，金朝的国土一缩再缩，金朝的气运一降再降，最终，金哀宗同后世崇祯一样，吊死在幽兰轩，而后在一把大火中化作焦尸，被宋元两国 “中分”。

说回到围城本身，这本书也相当专业地讲解了守城和围城的指导方针和施行细则，在 “攻城战” 这一专题上有着非常集中和深入的探讨。怎么修建城池，怎么制作攻城砲（投石机），怎么 “蚁附” 攀上城墙，怎么制定战备策略等等，这些话题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当然这些话题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悲剧，苦难，因公肥私，乃至于 “人相食”。

攻城战已经是专属于历史的战争形态，不过却是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绵延最久的战争形态之一。攻城虽然是一个点，在历史尺度上只有胜利和失败，但是却往往反映出了一个面乃至于整个王朝，一切的准备和积淀汇聚在一座座城池上，整个王朝的气数也紧紧维系在这一座座城池中。乐毅连破齐国七十城，几亡田氏；默罕默德二世的乌尔班大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罗马灭亡；蔡州城破，金朝灭亡……攻城战往往就意味着国运之战，如本书最后所言 “城墙以外的远方发生的事件，往往决定着围城的命运”。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很值得一读。

原文摘录

楔子

“绍兴和议”（1141年）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隆兴和议”（1164年）后，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君主的关系从“君臣”改为“叔侄”。

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七省之地，加上内蒙古、陕西、甘肃的一部分，面积相当于南宋的两倍。南宋人口最多时有六千万，金朝疆域内也生活着四千八百万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

第一章 危机

女真人的居住条件也很简陋，就算是阿骨打住的地方，看起来也同中国内地的小州县衙门差不多。居民往来，径直穿行皇城，毫无禁忌。邻里有红白喜事，杀鸡煮酒，也大摇大摆登门“召其君同食”。

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

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从收国元年往后，不到百年间，女真王朝便蜕去了原始军事民主制色彩，确立了专制皇权和官僚行政制度。同时，女真人原有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也迅速衰竭，以致金元之际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

从女真到蒙古，从蒙古到清朝，为何北方民族对“汉化”的陷阱，总是既恐惧又身不由己沉溺其中？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常被当作标准答案。

如果没有蒙古、突厥那样别树一帜的内亚政治传统，那么，势必要充分利用华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仪文制度等政治资源。学者将这种现象精辟地总结为“能夏则大”。女真人原本生活方式就接近汉人，又缺乏自成套数的民族文化，实在别无更好的选择。

第二章 防秋

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

蒙古军队也是骑兵，不过主要是轻骑兵。

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

最符合骑士美学的线条是纵横驰突的直线，而城池设计的美学，乃是折线和曲线。

中国城池普遍设计有大量的丁字街、死胡同，以便巷战。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

第三章 焦土

十三世纪初，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军事格局：最南边的南宋人在“防秋”，敌人是盘踞中原的女真人；女真人自己也在“防秋”，敌人是更北边的游牧族群——即将站在这片大陆的“食物链顶端”的蒙古人。

其实，在某个非正式场合，成吉思汗透露过，男子汉一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战胜敌人，“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

遭遇敌人之后，蒙古骑兵团通常会集中火力，从远处射出迅猛的箭雨，袭扰敌军，甚至破坏敌军阵形。接着，他们骑马冲向敌阵，一边驰骋一边射箭，在距离敌阵40—50米的地方射出最后一轮箭雨，向右拨转马头退回本阵。这个距离足以射穿甲胄，又不便于敌军发起反突击。蒙古骑兵一边调头，还一边转身向后射箭。这个动作，西方称为“帕提亚射术”，中国称为“抹鞦”。按照每名骑兵携带六十支弓箭计算，蒙古骑兵能够这样反复冲击敌阵长达一小时之久。

在游牧人的原始观念中，对旷野厮杀，天然感到亲切；对攻城，则是本能地反感厌恶。

第三策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恐怖心理战术——向敌人广泛宣传“城拔必屠”或“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的政策。换句话说，蒙古军攻城，守方如果进行武力抵抗，“矢石一发，则杀无赦”。

第四章 敌袭

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

第五章 惊变

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

马基雅维利一再警告，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受人爱戴和畏惧，至少必须避免受人轻蔑和憎恨。

第六章 抉择

完颜承晖还有一名僚属，契丹人耶律楚材，当时也在中都城内，后来成为蒙古大汗的著名辅弼。楚材写了一首《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追忆金朝覆亡的史事，当中有一段就是描述他亲身经历的中都陷落。诗里提到的“宗臣”“忠臣”，都是指他的老上级承晖：

天子潜巡狩，宗臣严守陴。

山西尽荆枳，河朔半豺狸。

食尽谋安出，兵羸力不支。

长围重数匝，久困再周期。

太液生秋草，姑苏游野麋。

忠臣全节死，余众入降麾。

金朝占领中原后，从东北发祥地大规模迁徙到河北、山东的女真军户，高达四百万之众。金朝通常按照户数或丁数，分配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让他们屯种。官田不足，则夺占民田。这些份地，多被女真地主转租给了佃农，加上汉化风气不可阻遏，女真人逐渐沦为不事生产、只图享乐的寄生阶级。

第七章 孤注

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所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俱是人中之龙。四人追随父亲南征北战，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称为“四曲律”。曲律（kulug），意为骏马、豪杰。成吉思汗在世时，曾令术赤管狩猎，察合台掌法令，窝阔台主朝政，拖雷统军队。不过，长子术赤是孛儿帖遭蔑儿乞人掳去后回途中所生，身世可疑，又与察合台不和。因此，成吉思汗在晚年选定了性格敦厚大度的窝阔台作为汗位继承人，而按照蒙古旧俗，拖雷作为幼子（蒙古人称为“守炉灶之主”），继承了父亲的营地、家室和大部分军队。这个颇为矛盾的安排，或说妥协，对蒙古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第八章 三峰

蒙古军惯于在极端条件下作战，甚至故意制造极寒天候，“极寒无雪，则磨石而祷天”。其实，金朝开国初年的铁骑何尝不是如此？女真发祥地气候本就寒冽，在与辽军的战争中，金军把水浇在己方城墙上，“其壁凝冻成冰”，生生造出一座冰城。

窝阔台汗问：好男子，你叫什么名字？陈和尚昂首回答：

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

大昌原之胜者我也！

卫州之胜亦我也！

倒回谷之胜亦我也！

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

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三峰山战败，金朝的京师南京开封，既失去了大河天险，更失去了不惧以身来障蔽它的将帅。

第九章 困兽

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

中国古代城池多是方形，当时的军事理论认为，攻打这种城池，应该重点进攻城角，因为容易从两边部署火力。

现代历史学家综合种种迹象认为，事实是：拖雷先有争夺汗位之嫌，又不待与大汗会合，立下歼灭金军主力的大功；窝阔台汗为消除隐患，装病下毒，谋害了拖雷。看来，那句“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暗藏着深深的忌惮。

第十章 人心

随着卫州之战落幕，金哀宗光复河朔的最后一丝希望，或者说残梦，就这样随着红箧中的《河朔中兴颂》，连同成千上万金军阵亡官兵的骸骨，被无情抛弃在了寒风萧瑟、芦苇丛生的黄河岸边。

其实，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滥竽充数的难民，混进来只为刀下求生。领队的“人匠达鲁花赤”王德真（山西人），奉蒙古人的命令到太原集中考校这群“工匠”，才发现很多人身无一技之长，什么也做不来。王德真可谓谆谆善诱：“大伙儿会扶着锯子锯木头吧？会？那就算‘匠人’了，别怕！”接着，他耐心教授这些难民营造的技艺，“积以日月，后皆为良工”。

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

第十一章 覆巢

古往今来，大权旁落，依靠种种手段失而复得的皇帝有很多，但是，极少人有胆量持剑亲自动手，不惧血溅御衣。

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南宋的虚实呢？

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

金哀宗临危传位，想给金国保留一线血脉，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做亡国的末代君主，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他死都不甘心。这是金哀宗的最后一点尊严。可悲，可叹！

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

西城陷落后，金哀宗就给自己准备了最后的归宿。

这是蔡州同知衙门后园的一所小竹屋，环境清幽，名字也很别致，叫作“幽兰轩”。金哀宗将随身用品和信玺放入小屋中，命人在竹屋周围堆积干草、柴火、木炭，下令：“死便火我！”

正月十日拂晓，金哀宗传位给承麟后，在近侍护送下，平静地走入小屋，合上木门，悬梁自缢。

子城陷落后，不得已成为“末代皇帝”的承麟，也死于乱军之中。他始终身穿连月来在东面城墙上血战时的那套盔甲，实无片刻黄袍加身。

尾声：又见黄河渡

从1211年蒙古南下，到1234年蔡州陷落，二十三年，看似短暂，可对于生活在金国版图上的8413136个家庭、53532151位居民来说，他们身受的剧烈而恐怖的冲击，远远强于一场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比如超级地震，或者超级瘟疫。

莎翁将海难的幸存者形容为“被大海吞噬，又被吐出”（all were sea-swallow’d，though some cast again）的人。

贞祐年间，河朔动荡，金朝举国南迁。当年，无数人扶老携幼，渡过黄河，穿过那段痛苦揪心的逃难之路，艰难地在河南安顿下来。如今，南京和蔡州先后沦陷，他们不得不草草收拾行装，再度北上。

从书中可以看到，城墙以外的远方发生的事件，往往决定着围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