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细说明朝》

这本书在好几年前读过，大概是在刚刚对明朝的历史产生兴趣时，彼时觉得其中的皇帝们混乱无序，文臣武将交错驳杂，读这本书更多地只是和《明朝那些事儿》相互对照印证罢了。现在虽然仍然不能完全搞清楚明朝的重要人物，不过好歹能搞清楚皇帝们的传承顺序了，因而这本书读下来感觉全文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流畅性也大大提升了。这本书虽名为 “细说”，但是却一点都不细，称为大纲更为合适，毕竟近三百年的历史也没办法在一本书里完全交代，只能浮光掠影地对准那些最显眼的人——好人以及坏人。

翻遍明朝正史中的十六位皇帝，称得上称职的只有太祖、成祖、仁宣二宗、孝宗和穆宗，如果再考虑在位时间和施政连续性，那么就只有太祖、成祖和孝宗三位了（其中成祖穷兵黩武，透支民力过甚，全赖仁宗监国支撑）。除了这六位以外，其他十个基本算得上是一个赛一个地混蛋，尤为混蛋的世宗和神宗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个，占去了不到一百年。明朝有这些皇帝们在竟还能支撑近三百年属实难得，全仰赖前期不错的底子，以及一系列文臣武将的呕心沥血。

原文摘录

二、从朱元璋做和尚说起

他自己当时的名字，叫做朱兴宗。

三、加入了反元复宋的队伍

“明教”的本身，最初叫做“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一个波斯人摩尼(Mani)，为了想综合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与犹太罗马的基督教，而创立的新宗教。

四、战无不胜

当时所谓元军，除了统帅常常是蒙古人以外，官兵都是汉人。

五、刘福通

在整个的反元复宋的大运动之中，有名有姓的赵家人，除了徐寿辉的部下赵普胜以外，仅仅数得出这赵君用一个，而他的表现，糟到如此！谁能怪其后朱元璋之只肯“反元”，而不肯“复宋”呢？

八、陈友谅

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都是失败的人，因此在明清两朝的官方历史上均被称为“寇”，被称为“贼”。然而这三人之间大有分别：刘福通是英雄，是君子；徐寿辉是浑浑噩噩的匹夫；陈友谅呢，是害友弑君、无德无能而妄自尊大的典型小人。

十、方国珍

方国珍得到了汤和的信，知道机会难得，叫帐下的一位文士詹鼎，写了一张很委婉的降表，派亲生儿子方关，送给汤和转呈。表里有这么几句动人的话：“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适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下，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

十一、陈友定

元朝的行省可以设右左二丞相，也可以不设，平章政事总是设的，平章政事之下，有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之下，有右丞与左丞。

十三、元朝内斗

元朝在每一个路或府，与每一个县，均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或其他的“非汉人”充任，位于汉人总管与县尹之上。

一四、北伐

予本淮右布衣(平民)，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稍”字用得好，于谦虚中显出力量。)日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

一七、北元概略

“北元”这个名词，是高丽人所创造的，比“鞑靼”两个字公平得多。直到崇浈八年为止，“北元”始终与明朝对峙着，其情形犹如金与“南宋”，虽则地域迥异。明朝有过十六个皇帝；北元有过二十八个君主。

二〇、开国规模——甲、里、州、县

辛亥以前的中国历史，没有真正的革命，只有朝代的更换。有些新朝代比旧的好，有些新朝代与旧的如出一辙，或甚至更坏。明朝比元朝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把元朝的官制、军政、财政、教育、经济，改进了很多。

在明朝，是以十家为单位，称为甲，设一个甲首。十个甲，成为一里，设一个里长。里长任期一年。城内的里，称为坊；近郊的里，称为厢。

二一、州、省

老百姓为了避免混淆，称北京城为京城或京师，称它的直辖区为“北直隶”。原来的南京所直辖的“直隶”，被老百姓称为“南直隶”。

二二、布政使司、分守道；按察使司、分巡道

明朝的“承宣布政使”，不是中央官，而是最高的地方官。每一个承宣布政使的辖区，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为“布政司”，而不称为‘行省”。

元朝尚右，明朝尚左。

布政使所主管的是民政。司法也管，但主管司法的是提刑按察使。

二三、巡抚、总督

所谓巡抚，在当时只是中央官的一种临时工作，而并非固定的官职，更没有如同清朝一样，变成了事实上的省级最高长官。

明朝的巡抚与总督，均没有什么特别的官阶。他们的官阶大小，以各人的本职为定。

二四、都指挥使

洪武年间，各省既无巡抚，亦无总督，最高的军事负责人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的衙门及其辖区，均称为“都指挥使司”。这都指挥使司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为“三司”，分别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与监察。

二五、军民分籍、卫所

军民分籍，是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志愿投军的)。政府的户籍，因此也有两套，一套是军户，一套是民户。

二六、五军都督府、兵部

除了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各卫所以外，另有直属于皇帝的“亲军”。亲军在洪武年间，共有十二个卫，其中以“锦衣卫”为最重要。

发兵、调兵，必须“纳符请宝”。

二七、六 部

六部渊源于秦汉，成形于魏晋，壮大于唐，叠床架屋于宋，大权上移于元。

省字的原意是“厢房”，皇宫大殿两旁的厢房。

原则上，六个尚书均直接秉承皇帝，办理各人本部的职务。于是，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有权力的君主。

二八、都察院、十三道

明清两朝的监察官，除了都察院的十三道以外，又有直属皇帝的“六科给事中”。因此，“科道”两字常常在公文之中同列并举。

三〇、五寺

明朝的大理寺，与刑部及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三个执法的衙门)。

大理寺有权“照驳”，“参驳”，并且可以调别的衙门的官来换审(“番异”)，甚至在交给“九卿会讯”(“圆审”)以后，仍可“追驳”。就这一方面而论，大理寺确能制衡刑部与都察院。

宗人府的左右宗正，地位崇高，官阶是正一品，列于太师太博太保之上(这“三公”也都是正一品，但非专任，而是加衔)。

三一、三公、三孤；詹事府、翰林院

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官阶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官阶从一品。其次，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官阶为从一品，此外又有：正二品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与正三品的太子宾客。这些都是“加官”，虚衔。

“修撰”，照例是中了“状元”，才够资格充任的。

正如其后清朝的一样。明朝的秀才每三年有机会参加一次“乡试”(在本省省会的考试)，被录取的成为举人。举人也是每三年有机会参加一次“会试”(在京师的礼部衙门)。被录取的俗称为“进士”，其实只是进士的候选人而已，要再参加一次“殿试”，考中了才是真正的进士。

三二、内阁

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是在明仁宗的时候。

三三、诸司、外三监、内十二监

只有这内十二监的掌印及其重要助手才是真正的“太监”，官阶为正四品。

三七、胡惟庸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

三八、蓝玉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

四〇、徐达

这一种传说，极不可靠。朱元璋倘若想毒死徐达，用不着送目标显著的蒸鹅。

朱元璋是一个很用功的人，虽则根底有限，而几十年来一面打仗办公，一面努力自修，到后来确是颇能写写了。

古语说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也。”这个一”，谈何容易!成功在于一，立信立威在于一，没有决心的人不能够一，见事不明的人不能够一，谋大事而舍不得小牺牲的人不能够一。

四一、常遇春

徐达是帅才，常遇春是将才，在所有的“将”之中，常遇春堪称第一。

四七、建文帝

这两位宰相花了一年工夫，把燕王朱棣逼反。

燕王在起初，未必有造反的野心。他毫无地盘，所掌握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宫城(元朝的故宫)。他的兵，只有三个护卫，而且不久便已抽去了精锐。

倘若建文帝与齐泰、黄子澄处理得当，让他安心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亲王，不去逼他，他也不至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

永乐七年，成祖(燕王)于无意中说了一句“平安还活着吗？”这句话传到他的耳里，他羞愧之余，自杀。

四九、成祖功罪

其后，到了嘉靖十七年，明世宗把他的谥法之中的“体”字改为“启”字，“广”字改为“肇”字，庙号的“太宗”二字改为“成祖”。

五〇、迁都北京

事实上，南京的官，有实权的极少。南京国子监是一个例外，监内的祭洒、司业、监丞等等，与京师(北京)国子监各官，完全一样。

崇祯十七年四月，京师失守，史可法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地位，号召各方，把福王朱由崧立为皇帝。(可惜福王不是一块好料，否则明朝的半壁江山，未必不能保持。)

但是他不该抛弃大宁故地，铸成大错。他把滦河与辽河之间广大地区，白白地送给了所谓“兀良哈”设立三个“羁縻卫”，西为朵颜，中为泰宁，东为福余(扶余)。这三个羁縻卫，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而常替明朝的敌人带路，打先锋，使得作为明朝首都的北京，处境十分危险。

五一、永乐文臣

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

成祖听了武臣邱福的话，原想立高煦为太子，秘密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默然不语，解缙补上一句：“好圣孙！”提起了这位心爱的孙儿(未来的明宣宗，名瞻基，是高炽的儿子，这时候年方七岁)，成祖便点了点头。

五年以后，永乐十三年，锦农卫指挥使纪纲(姓纪名纲，是个宦官)把狱中囚犯的名单送给成祖看。成祖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活着吗?”纪纲听了，回到锦衣卫，请解缙喝酒，把解缙灌醉，活埋在雪里，当时便断了气。

在所有的文臣之中，始终获得成祖的宠眷的，仅有胡广、杨荣与金幼孜三人，他们虽则也兼有詹事府的名义，但在永乐七年以后，便一直是跟在成祖身边当扈从的。

把入阁的学士大学士之流，放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仁宗以后的事。

五四、成祖北征

瓦剌二字，是Oirat或Oirad的译音，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译为“卫拉特”，原意是“边部”。

其实，兵多反而是一个累赘。在沙漠中行军，粮与水均成问题。

五六、郑和

所谓西洋，指婆罗州以西的一切海洋。

郑和本人在年纪极小之时，便作了明军的俘虏，送进宫中当小宦官，被派在北京的燕王府之中服役。成祖很喜欢他，于即位以后赐他姓郑，屡升他的官位，至“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他在永乐元年从道衍和尚(姚广孝)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

五七、仁宣二宗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

此后，直到宣宗去世，内阁之中仅余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礼部尚书之衔，在地位上稍近于杨士奇与杨荣。)三杨官为尚书，而职为大学士，兵工礼三部真正办事的尚书另有其人。

五八、英宗

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成祖对宦官有偏好，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他起兵夺位的前后，颇有一些在南京宫城以内及派遣在外的宦官拥护他，向他送消息。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六一、景帝、于谦

景帝即位的事，是于谦等人对付也先的一着好棋。也先满以为拿到英宗在手，奇货可居。事实上，也先已经派了使者来京，提出交还英宗的苛刻条件，包括万万文以上的赎金。景帝和于谦对他的条件置之不理，只赏赐也先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缎二百匹。

就能力而论，景帝比英宗高。景帝能用贤，英宗不能。倘若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景帝当总统，比英宗好。然而，明朝是一个君主国。就君主国的体制而论，景帝应该把皇位还给英宗，至少是不该夺去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

六二、夺门之变

景帝除了这位皇太子朱见济以外，没有其他的儿子。而朱见济不幸在景泰四年十一月病死。

所夺的门，是宫城的“长安门”。他们带了一千兵进去，守门的卫士见到他们都是文武大员，仓猝之间，未敢阻挡。他们进入长安门，一面把门下锁，防免别人带队伍进来，一面冲进英宗所住的南宫，用“辇”把英宗抬到“奉先殿”，高坐龙床(皇帝的大椅子)。

英宗说：“于谦曾经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则今日之事无名。”

六六、宪宗

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问，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的年纪，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

宪宗本身，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杀人甚少，打人也不多。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李贤的长处，是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若干好人，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的坏人。他劝英宗不再提起“夺门”二字。在他看来，夺门之变是多余的：景帝病重将死，并无子嗣，皇位自然会重归英宗。

商辂是浙江淳安人，正统十年的进士，乡试会试与殿试皆考第一，是明朝唯一的连中三元的人。

宪宗在成化十三年正月创立“西厂”，命汪直为提督。这西厂比太祖所创的锦衣卫与成祖所创的东厂，规模大得多，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

七〇、王越

就人数而论，这不是一次了不起的大战。但在心理作战上，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满都鲁等人没想到明军能采取攻势。他们感觉到河套并不安全，于是相属渡河北徙，使得套内得到好几年的安宁。

七三、纸糊阁老

宪宗在成化十一年，命令刘吉、刘珝二人入阁。这两人，加上万安，是其后内阁之中仅有的三人。在这三人之中，刘吉完全是一个依违取容的官僚。刘珝稍好，但也无甚作为。万安呢，是道地的小人。当时京内京外，称他们三人为“纸糊三阁老”，与所谓“泥塑六尚书”凑成一对很流行的口语。

七四、泥塑尚书

背四书的机器，抄八股的工匠，说废话的专家。

明朝之由盛而衰固非一朝一夕，而宪宗本人吃喝玩乐，太监专横，阁老纸糊，尚书泥塑，人民困苦颠连于旱灾、蝗灾、河患、倭寇、瑶民反叛、苛捐杂税、通货膨胀、严刑峻法、贪官污吏之下，我们自不能免于深慨。

七五、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孝宗本人，年纪虽轻，却很有章法，一意求好，而并无急躁、轻信、易改等等青年人常有的毛病。这确是明朝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倘若没有他，而宪宗之后接着便是武宗，则小人必然依旧盘踞要津，贤人依旧放逐在外，国家的大局真是不堪设想。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七六、弘治贤相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

七七、弘治能臣

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

七八、白沙先生

成为明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的，除了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三人而外，似乎仅有陈献章与王守仁二人，这两人也不是离开躬行而空谈性理或其他的。徐光启介绍了西洋的学术到中国来，另树一帜，其言行一致亦不亚于陈王。

七九、武宗

此人投错了胎。倘若他生在老百姓的家中，可能张大门楣；倘若他生在勋戚之家，更可能立功边徼，加官进爵，可惜他贵为皇帝之子，又为皇帝的独子，不得不嗣位为皇帝，君临天下，却又耐不住深宫的形似拘囚的牛活，自恨发挥不了他的手格猛兽的勇力，与奔驰草原的骑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陡然作了皇帝，苦不堪言。

武宗不以损失了几百名官兵为耻，而以杀死对方十六人为荣，不惜以天子之尊，自拜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改名朱寿；拜江彬为“威武副将军”。

八〇、阳明先生

恰好，这时候朝廷叫他“兼抚江西”，他便去南昌，与那已经开到了南昌的朱泰、张忠打交道。朱泰与张忠质问他“宸濠的金银珍宝，到了哪里击了？”他回答：“早就花光，运到京师送给若干要人了，有底帐可查。”朱张二人听到了“底账”二字，心里明白，便不再追问。

所谓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先生因此而颇受朱派的人攻击，被批评为立异鸣高。他愤而抄集了晦庵先生晚年的若干话语，题为“朱子晚年定论”以证明他自己的思想与晦庵先生晚年的并无十分抵触之处。

八一、世宗

杨廷和之因“议礼”而去，是世宗的极大损失。

但是，嘉靖帝始终执谜不悟，尤其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受了宫婢杨金英的刺激以后。杨金英乘他睡得很熟之时，用绳子套在他的颈子上打了一个结，使得他昏了很久才被救活。

严嵩之所以“得君甚专”，也全靠和道士们勾结在一起。说来奇怪，严嵩后来在嘉靖四十一年倒霉，却也是倒在一个道士蓝道行之手。

世宗对徐阶的信任，超过当年对于严嵩，公事多半听徐阶安排。在私生活的方面，世宗一如往昔，拜神，吃药，求长生不老，终于吃药吃得太多，不治而死。

假传活着的皇帝的圣旨，叫做矫诏，罪很大，假传死了的皇帝的圣旨，叫做奉命颁布遗诏，不仅无罪，而且可以立功。

八二、兵的演变

军官世袭，变成了贵族；兵士世袭，变成了农奴。作为世袭贵族的军官，生活太有保障，一代一代地懒惰下去，很像清朝的八旗子弟。作为世袭农奴的兵士，终身听人驱使，前途毫无希望，能逃的逃，不能逃的也一代一代地混日子，不知有国家，更不会爱长官。

太平久了，武器会生锈，军官与兵士也会生锈。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由盛而衰的关键。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找仗打，可能弄得民穷财尽，大损国力；反过来说，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敷衍，弄得将不像将，兵不像兵，将与兵都毫无作战经验，也未尝不是自种祸根。

明朝政治的绝症，是太监当国，从宣宗的时候起，直至崇祯帝即位，表面上的大官是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实际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礼太监，御马监太监，东厂、西厂、内厂的提督太监，在各省各重要地点，则是所谓“镇守中官”。尤其要不得的，是军队中有所谓“监军太监”。

八三、达延汗

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协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

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

八四、俺答

俺答是明朝的劲敌：一度在嘉靖二十九年兵临京师(北京)城下，饱掠而去。另一次，在嘉靖二十一年，进雁门关，捣穿了山西省，兵锋及于太原、潞安、沁州，襄垣，长子、临汾。风驰电掣，很像后来的多尔衮与阿巴泰，使得山西的人民吃了很大的苦，也使得明朝的朝廷大官相顾失色。

把汉那吉为什么离开了俺答，向明朝投降呢？因为，他的未婚妻“三娘子”被俺答霸占了去。论辈分，这三娘子还是俺答的外孙女呢。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黄台吉”三个字，正如清朝顺治皇帝父亲皇太极的名字一样，是“皇太子”三个字的译音：从汉文译过去，又从蒙文译回来，走了样。

八八、倭寇

实际上，这些倭寇并非良怀所派遣，亦非良怀或他的世袭的宰相足利义满所能防止。割据各方的藩镇，想怎样便怎样。那不属于藩镇的“无主武士”(浪人)更是无拘无束的极端自由的分子。况且，所谓倭寇，有十分之七八是华人！

足利义满在晚年改名“道义”，复姓源(足利氏本为源氏的一支)。他在永乐元年向明成祖上表进贡，受到成祖的优礼。

当时的皇帝与大官都不懂国际贸易对两国彼此均有好处，只是一味地想省事。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他人极聪明，懂得应付赵文华，也懂得迎合明世宗的癖好(例如：献白鹿)。他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他的批评很坏，其实，他能选拔出戚继光，而予以信任，使得戚继光终于替国家平定倭寇。功罪相较，他已经足够留名青史了。

戚继光把招募来的四千名“义乌兵”，带到台州，练成了一立劲旅：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编制方面，他以十二人为一队，比起明朝原有的兵制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火兵”(伙夫)。有了这“火兵”，全队的人走到某处，便可以在某处吃饭，也就可以住在某处了。平时行军，毋庸赶到城市，赶到乡镇村庄；战时更可随处扎营，行动自由得多。 每队有个队长，亦称旗总。四个队合成一哨，有哨长，亦称百总。四个哨合成一司，有把总。三个司，合成一营，有千总。五个营合成一军，有主将。这便是所谓“戚家军”的编制。

八九、穆宗

穆宗是一个贤君，可惜享祚不久，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便短命而死。

九〇、张居正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

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

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此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不必计较。

九一、神宗

神宗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几干个大选、急选，与待补的教官，聚集在京的等候不到“凭”，上不了任，旅费用光，三餐不饱。

九二、三大案

明末的三大案是：梃击、红丸、移宫。

九三、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光宗与仁宗在位极短(光宗一个月，仁宗十个月)；熹宗与宣宗也均不甚长(熹宗九年十一个月二十六天，宣宗九年六个月)。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了李，取名进忠，叫做“李进忠”。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暖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顾宪成回到无锡，在“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参加他的书院，帮他讲学的，有高攀龙等人。这便是所谓“东林党”的由来。

党争的根源，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张居正当国之时，把六部的实权归入内阁。张居正一死，六部便颇想从内阁手中，取回原有的实权。

此外，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也是魏忠贤的得力鹰犬，与崔呈秀合称为“五虎”。五虎之下，有都督田尔耕、都督许显纯等“五彪’。五彪之下，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九五、思宗

刚刚即位之时，他颇表现出一种魄力，把魏忠贤及其党羽一同打尽。其后，面对着后金与农民军，他就一错再错，错到不可收拾，把江山断送了。

思宗年纪轻，性急，轻信，多疑，好杀。倘若他性情稍能忍耐，对事稍加考虑，对人稍存信任与宽容，则不仅不致误信杨太监的话而捕袁杀袁(实际上，杨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详见《细说清朝》)，而且也决不会打不了农民军，亡于农民军之手。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对政府形成空前的威胁，无非是由于当时的陕西巡抚乔应申、延绥巡抚朱童蒙，均是极贪污、极残忍的坏官，又遇到天时不正，大旱连年。

冬天，皇太极的军队第一次冲进长城，思宗命令各地的“镇巡官”勤王。于是，在崇祯三年的春天，又有了山西巡抚耿如杞的勤王兵，延绥总兵吴自勉的勤王兵，甘肃巡抚梅之焕的勤王兵，相继在中途哗变的事。这些变兵都跑到陕西，找农民军入伙。他们多少有点作战或操练的经验，打起仗来，自然比饥民厉害得多。

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就任兵部尚书，十四年三月在荆州绝食自杀。在这整整四个年头的期间，思宗对他言听计从，不仅是镇压农民军的工作全由他主持，全国的军事、财政、外交，也都是大半取决于他。思宗对任何人都怀疑，却始终对他信任。可叹，在当时的人物之中，他正是若干最不值得信任的人之一。

他把自己的原定战略，所谓“十面之网”，修改为“网开一面”。所开的一面，是四川的一面。换句话说，把农民军尽量地赶到四川去，以四川为壑。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对地理茫无所知，不知四川之大与四川之肥沃，而幼稚到以为四川多山，像一座墙壁，可以让他把农民军推进去，碰壁，无路可走，然后予以格杀。

事前，于祟祯十七年正月受任“督师”的东阁大学士李建泰，曾经劝思宗离开京师，迁都南京。思宗不肯，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这是思宗的一大失策。天子有责任保卫国家，却并无死在京城的义务，尽可以迁都别处，继续奋斗。

此人十六岁即位，三十三岁自杀，不曾享福一天，而天天在内忧外患之中过苦日子；有心做好事而无一事做得好，有心去坏人，用好人，而认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没有治国救国的真本领，以致局面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终至于身死国亡，值得后世同情，而不值得后世效法。

九六、尾声

张献忠于祟祯十七年正月入川以后，在八月间打下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他在四川屠杀了极多的人，包括自己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