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菊与刀》

如果谈到世界格局和民族性格，那这本书肯定会出现在推荐列表上。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尚不在于对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的分析，而是在于这种分析的系统性上，这种系统性使得本书可以成为一本人类文化学的教材，从这种系统性中完全可以诞生一门新的学科。

原文摘录

译者序言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珍珠港事变（1941.12.8）后，在美日本人均被强制迁入隔离收容所，共约11万多人，其中约半数是美国公民。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

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

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教材。他们把这些飞行员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其船队遇飓风而遭覆灭，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他们绝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

他们并没有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然而，唯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会使天皇获得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

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时候，也反映得很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

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

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但日本人的行为则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1192年，源氏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统一全国，在镰仓建立幕府后，将军作为“幕府”首脑掌握全国政权，世袭继承。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时代”共约近700年，各由源氏、足利氏、德川氏世袭继承。明治维新中废除幕府和将军（1867）。

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制定并强制推行的《战阵训》就明文要求日军官兵：“生不受俘囚之辱”“死不留罪祸之污名”，禁止投降或被俘。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

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

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

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发展不起来。在某些宗族中，族谱就是这种相当于姓氏的东西之一。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持有族谱。

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大集团，而是封建领主。那个领主是当地的主君，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显然不同，后者在这一地区始终是外人，两者相差很大。在日本，重要的在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⑩一个人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但日本却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他们同出一祖。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牌。

“各安其分”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差别。

尽管如此，日本妇女与其他亚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而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现象。

在日本，由辈分和性别造成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制者，毋宁说是受托者。

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懂得，作出一种决定，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个家族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

不过，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位制，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在日本却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就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不断被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嫉妒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都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

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

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就是威望取决于财富和外观，所以，他们的信条是，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罗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中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民的精力和时间。

他们可以在事后建祠，奉之为殉难烈士。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最高地位，对其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之间结盟或推行侵犯计划。

天皇，即使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一个“恰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地位角色的日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是能够信赖这种世界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日本人并没有像一些生活在强力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那样，变成温良恭顺的民族。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日本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

日本的习惯提供了一些明确的手段以调节制度，使之不致破坏公认的常规。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办法来改变他的等级身份。

欧洲各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由于有一个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以公开允许的方法，“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商人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

市民阶级：英文原著为“Bourgeosie”。此词原指欧洲中世纪末期城镇中既非贵族，亦非农民的商人、手工业者等。分化为雇主、雇工后，此词则指雇主。我国初采音译：“布尔乔亚”，其后译作“资产者”、“资产阶级”，有时也译作“中产者”或“市民阶级”。

第四章 明治维新

1868年，倒幕势力取得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结束。当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要推行的乃是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

新生的明治政府的这些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

从1868年到1878年，即明治最初十年间，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缓缓举步，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所以，也难怪农民们感到新政府眼中丝毫没有他们。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

政府掌握在等级制上层人物手中，绝不包括选举产生的人物。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丝毫发言权。

市、町、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不能行使自治权。

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习惯，这是在过去的经验中熔铸，并以道德体系和礼仪来体现的。依靠这套习惯，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阁下”们在其位、谋其政，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得到拥护，而是因为在日本，越过特权界限就是错误。

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

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外务省及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的成立，其办法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迫使内阁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对于军部，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凡属有关等级特权，日本人都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同意该项政策，而是由于他们在特权问题上不赞成逾越界限。

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培育了那种思想。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能是那种世界所能塑造的野心。但是，等级制绝不是能输出的玩艺。

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体系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体系。它是地道的日本产品。

神代：诸神统治的神话时代。在日本，指神武天皇即位以前的时代。神武天皇，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代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即位。

日本神话说，混沌之初，有伊邪那岐命（男）和伊邪那美命（女）两位大神，创造日本列岛，又结合而生诸神。最后生“三贵子”：天照大御神（治理高天原）、月渎命（治理夜之国）、速须佐之男命（治理海原）。“伊邪那”，意思是“招”、“引”。“岐”、“美”，是性别的美称。命，即“尊”。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他们那些西方人称之为崇拜祖先的行为中，其实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对其祖先，而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债。不仅如此，所欠的恩债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所欠的恩债。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必须发自这种负债感。

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

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债，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对天皇的恩债，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

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父辈及尚在记忆中的祖辈。这就更使日本人重视那些年幼时实际照料过自己的人。

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背负恩债，但在日本，乐于受恩仍非寻常。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

而在日本，“让人受恩”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别人的忙。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老等级关系打交道中，受“恩”所带来的麻烦。

这个陌生人现在施恩于我，我却无以报答，深感内疚。我只有道歉，才能稍许好受一些。‘すみません’（这如何得了）也许是日本道谢语中最普通的。

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债。但是，恩债感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

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恩者，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恩。”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地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种义务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人人生而具有的。

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

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对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

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相当露骨的相互怨恨。

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却“可能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

在把“忠”的对象转移至“天皇”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

经过这些方式，天皇成了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又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层层传到他们耳朵的。

“那位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

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⑦。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服从了。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尽管“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会使人“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义理”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义理”的领域中，负恩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对社会的义理”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因此，“义理”的范围包括在法律上的姻亲，而“义务”的范围则只包括直系亲属。

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义理”都是特别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庭户籍是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为养父而作战，即令杀其生父也在所不辞，以证明自己是新家族的一员。

总之，履行“义理”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义理”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日本人对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尽忠，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义理”。尽忠是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分的“义理”。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今日涉及“义理”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

他们说“他用义理强迫我”，“他用义理逼我”，这些以及其他类似惯用语的意思都是说，某些人凭借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讲这类话的人做不愿意做或不想做的事。

美国人在金钱交易中，对不能偿付者的惩罚就是宣布他失败破产，这是十分严峻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义理”的人视为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义理”。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这意味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情，会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义理”时也是如此。

关于“义理”，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

第八章 洗刷污名

日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各国，凡是这种重视雪除名誉污点的道德观占优势的地方，其道德的核心总是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它成为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

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看做是“小人”，也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在日本，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上“名分的义理”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名分的义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

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则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

竞争在日本不会产生如同在美国的那种社会上可取的效果。我们把竞争看做是好事而高度依赖它。心理测验证明，竞争刺激我们做出最出色的努力。在竞争的刺激下，工作效率就提高。而当我们自己一人单独工作时就达不到有竞争者在场时的成绩。但在日本，测验的结果正好相反。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介人，这种习俗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明显办法之一。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

为了避免造成羞辱以至引起有关名分的“义理”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其范围远不止直接竞争。

他们诚然把“因受辱而发愤”看做取得成功的最好的刺激，却极力限制此类事态的发生，认为只应在特定场合或消除此类事态的传统手段被某种力量抑制而无法奏效时才会发生。

复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就像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的两边相等那样严密，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

按照日本的伦理，“义理”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会一变而为仇敌。

西方人有关日本人的忠诚的议论，很多不合实际，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义理”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所说：“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

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对名分的义理”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

借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在“名分的义理”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但并不必然包含自杀这种极端手段。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

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用这种方式摆脱厌倦情绪。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发现自己”，摆脱恶劣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

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义理”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做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导致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仍然，是按其性格行事的。

“义理”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但所有阶层都要讲“义理”。

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做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品尝个中趣味，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

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行。“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

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享乐。

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

他们说，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信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它允许自身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符合，日本小说和戏剧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

总之，无须欢乐结局，但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于上帝的裁判，而是表明：剧中人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这种能力是西方人难以相信的。

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

按一般惯例，策划复仇的人必须事先呈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在期限以前若不能完成复仇，就必须放弃。这项制度曾使若干幸运者能够调和“忠”与“义理”的矛盾。

西方人大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

恰如日本政治家把天皇置于顶点，排除将军及封建诸侯，以简化等级制一样，在道德领域内，他们也努力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的范畴之下，以简化义务体系。

他们力图教导人们，实现了“忠”也就完成了其他一切义务。他们要使忠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势力范围，而是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

日本人使用“诚”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热诚地遵循日本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不管在特定词句中，“诚”这个词有多少特殊含义，一般均可理解为它是对公认的“日本精神”的某个侧面的颂扬，或者是对日本道德律所示指标的颂扬。

“诚”也是这样，它可以把日本道德律的任何一条提得更高。它似乎不是独立的道德，而是信徒对其教义的狂热。

日本人说“自重”，意思是“自我慎重”，意思是“你应该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绝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尊重自己”，其含义所指的行为往往与美国所指的行为恰好相反。

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需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日本人的特殊问题在于，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看到外国人对这类礼节满不在乎，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人生活中与日本人类似的细微礼节，找不到时，有的非常愤慨，有的则感到愕然。

浪人：失去俸禄、脱离主家的武士，亦称“牢人”。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顾健康是否允许，也不论肉体本身是否容许及曾经培养过。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来发扬日本精神。

父亲对儿子在幼年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身后回报。每一件事务上的关系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保证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双方都有利，谁也不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讲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

既然一个人怎么都能成佛，就无须终生使肉体受苦而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日本人讲“就当死去而活着”的意思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熟”的达观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的劝勉和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在鼓励进行大批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死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须再为行为恰当与否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

三昧：梵语Samādhi又称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是“定”、“正受”或“等持”，亦即止息杂虑，专注一境，方能保持不昏不乱。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

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仍然留有阴影。

随着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龄人的集会便成为人生的真正乐趣。

在日本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不赞成或加以非难，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或直到撤销这一非难。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赞同的重要地位也许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

“对名分的义理”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其规定，从而把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

不用说，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上述事态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来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中等以上学校和军队创造的。不难看出，在日本由于有“对名分的义理”的传统规范，嘲弄行为的折磨人就比在美国更难忍受。

从前所有西方人所描绘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的儿童教养中得到理解。这种育儿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

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概念之一，日本人则常常攻击这种看法，否认他们牺牲自己的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义理”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却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

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利用日本国政府这种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是提供具体指导。

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期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正由于日本人这样观察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而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

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

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时，便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

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认为这与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的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面，否则是另一面。

日本各地的罢工并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

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苛刻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蔽个人感情、抛弃个人欲望，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曾经证明，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是，负担实在太沉重，他们必须高度抑制自己以求得善遇。他们不敢要求过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则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

附录

综观各种评论，大体可以说：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评论者对此书评价很高，从哲学、历史学角度评论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