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秦制两千年》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
原文摘录
前言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
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比如，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地方官府须给告密者准备马匹，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
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
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
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
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
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百姓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第二章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那是一个没有大地主、官僚、贵族来大搞兼并，也没有大地主、官僚、贵族可供自耕农抛弃所有土地、寻求庇护的时代。一个个原子化的秦民必须直面强大的秦朝（国）。
由一群秦吏去监督另一群秦吏，秦民必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修理的命运。律法越是繁杂细密，秦吏从中谋利的机会就越多。
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修长城等突发性的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制度化伤害。只有明白了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后的首要之务为何是公开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其实，对秦朝（国）而言，秦民的不孝之风是否有所改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把孝写入法律，将事关社会稳定的养老的负担成功转嫁在秦民身上。
这些秦帝国的官吏之所以如此普遍而轻易地加入反秦力量之中，是因为他们与秦帝国之间的利益纽带已被秦二世的大清洗切断。他们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技术官僚”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反秦力量的素质。
在秦国军威赫赫的年代里，东方六国的百姓鲜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奔秦国的怀抱，因为做秦民实在太苦。也就可想而知，在秦二世的时代，那些被纳入秦帝国时日尚浅的“新秦民”仍存有对昔日时光的怀念。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见识过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会活动力量的六国的旧贵族与豪杰、游侠的这种心态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始皇帝不能，胡亥自然更不能。
第三章 “白马之盟” 的玄机
稍加留意，其实不难发现，以游侠为底色在秦末乱世中取得成功的并非只有刘邦一人。
秦帝国扩张太快，严密的法家网络尚未来得及消灭隐匿在民间的游侠力量，当乱世来临，山东六国的游侠们乘势而上，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西汉帝国是在反秦、反项羽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内部组织带有浓厚的游侠色彩。刘邦要想坐稳帝位，首要之务是与助他建国的功臣“共享胜利成果”。
显然，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相对其他诸侯更大、更高一些，是一种相对权力。
相对权力的边界非常模糊，所以汉初的高层政治中充满了试探与杀戮。
这一著名的萧规曹随典故的实质是皇权有意过问并干涉朝政，军功列侯抗拒皇权过问并干涉朝政。
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也说，长城以南的汉的“边人奴婢”大多生活愁苦，常想着越过长城逃跑，还经常发出“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24)这样的感叹。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第二个版本则是：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朱浮和王嘉所言触及了西汉初年的一道“国策”——“非有功不得侯”。根据这一国策，自高帝时代开始，在长安，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在地方，军功吏卒长期把持着基层政权。换言之，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去做游侠，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刘彻独尊儒术，是为了让游士尊儒，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事实上他也从未服膺儒学）；刘彻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是为了让游士自愿远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他自己却是熟知“申、商、韩非”之道的。
同时开罪诸侯王、军功集团与窦太后的结局自然是悲惨的。刘彻的亲信赵绾、王臧被下狱，不久两人自杀；刘彻本人也自汉帝国的权力舞台的中心消失长达六年，《史记·孝武本纪》对刘彻在这六年里的活动无一字记载，仅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笔调写道：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多年后，卫青在总结自己的保身之道时，顺带提及了窦婴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
管仲说过，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务是必须做到“利出一孔”，让百姓只有一条获利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22)，对百姓的恩赐与剥夺、百姓的贫困与富有全部操纵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
董仲舒最终未获刘彻重用，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直接关系。
但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上天既会降下祥瑞，也会降下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下放到知识分子手中。
皇权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的人多了，皇帝也终于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甚至默认自己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汉哀帝刘欣就是那个失掉了自信的皇帝。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王莽的五项改革当中，改官名、改地名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盐、铁、布帛生产、销售的国有化也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生产、生活的负担；货币改革更是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
自耕农主动把田地卖给豪族的土地兼并相当于给了自耕农一条逃避皇权（及其代理人）残酷压榨的生路。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终西汉之世，权贵、豪族对土地的兼并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抑制。
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
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今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
支持今文经学，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
汉章帝召集学者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第七章 皇权、宦官与士人
就统治技术而言，秦制王朝的亡国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 外敌的压迫或入侵；
- 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
- 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若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人事权，则所谓的门生故吏在袁氏家族这里找不到出路，必四散另作他谋。利益纽带既断，“四世三公”的富贵也将化为泡影。有道德为外衣，有利益为驱动，袁绍兄弟于是冲在了诛杀宦官的最前线。
宦官是皇权的代理人，袁绍诛杀宦官，实质是逼迫皇帝将人事权还给世家大族，进而恢复乃至扩大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杀一个宦官自然是“一狱吏足矣”，但要逼迫皇权重新分蛋糕，引入军事力量进行威慑才是合乎常理的做法。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
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曹操所谓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
保障蜀汉的高强度汲取政策顺利推行的是由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
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与滥铸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
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
遗憾的是，诸葛亮死后，刘禅放飞自我，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苑(31)。“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的百姓(32)开始怀念诸葛丞相，“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33)。
从何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转走阴柔路线。皇权既然以集权为阳刚，追求阴柔的审美也就自然成了臣僚寻求政治安全的常规路径。
理想无处安放，有志者遭逆向淘汰，留存在权力游戏之中的人为了让皇权（或皇权的代理人）放心，也只好“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阴柔之态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
官僚集团虽然是清帝国的核心统治基础，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的主要来源。
清代官僚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皇权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不但百姓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但科举也好，恩荫也罢，选拔人才的路径均控制在皇权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站在皇权的角度，唯有如此才能防范门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而且，相较于消灭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科举取士完全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极大地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细察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的诉求，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而非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
所谓两税法是将征租庸调时那些临时性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苛捐杂税一并收进两税之中。自此，百姓只知道两税是正税，再也意识不到其中还包含许多“法外之税”。两税带来的财政盈余也全被暴君和贪官污吏挥霍一空，并不会存留下来，以供非常时期应急使用。真到了非常时期发生了变故，财政不够用了，朝廷又会跑出来说：“两税是征税，不包括应对变故的经费。”于是，新的横征暴敛又开始了。
在农业国家，用钱纳税往往等同于变相大幅加重农民负担。
相比白居易在诗里哀叹百姓因“岁岁输铜钱”而“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唐德宗和重臣杨炎等更喜欢用两税法将国库装得盆满钵满。唐朝灭亡之后，宋、元、明、清各代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也是相同的道理。
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缴纳银钞。这种改变对朝廷是大好事，役的收入大增，对百姓却是灾难，因为被合并为一条鞭（编）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合并之后，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了百姓的头上。一条鞭法可谓与唐代的两税法如出一辙。
雍正曾自诩摊丁入亩是大德政，但现实是雍正至乾隆时期，百姓以卖田、流亡来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原因是宋仁宗发现在整顿官僚集团的过程中，范仲淹等改革派以“君子”自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事情。后者为了腐败、怠政、升迁，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帝的喜好，前者却相反，为了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到要求制约皇权的道路上去。
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其实，横征暴敛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王朝建立初期政治清明，后来才逐渐腐败”只是后人脑补出来的一种幻象。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仁政情结，认为治世、盛世一定是仁政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
农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从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简言之，终贞观之世，百姓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困顿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困顿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
在那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里，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但接受谏言是一回事，执行谏言是另一回事。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与底层百姓有关的只有掠夺与汲取。
在当时，长安确实可以称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城池规模大，城内人口多，官僚、贵族的宅邸占地广阔，而且相当雄伟，城内还有许多外国人带着外国的货物来来往往。但长安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不是民生的繁华。
“治安中国”，实现“九州殷盛”，需要付出许多心力，需要复杂的制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就效率而言，李世民更喜欢玩倒推游戏，先用武力威慑与物质诱惑让“四夷自服”，然后再反推出“治安中国”，已经完成了“九州殷盛”的丰功伟业。
长安城中常年驻留着上千回纥人，还有人数是回纥人数倍的胡商，他们穿着唐朝人的服装杂居在唐朝人中间。朝廷款待他们，准他们置办资产与房舍，市场上的利润都归了他们，可他们一日比一日蛮横，官吏也不敢过问。
但是朝廷的政治账与经济账，无论怎么算，对唐朝的普通百姓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第十一章 另一个造极之宋
也就是说，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对赵匡胤而言，除了抵御外敌，军队还承载着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定分子的意义。北宋军队这一对内职责的重要性绝不弱于抵御外敌，甚至犹有过之。
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的基本国策直接导致北宋军人素质集体低下，也进而导致了武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官的歧视。
在北宋治下，开封繁华了160余年。但开封的富丽、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
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它的活力的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它的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
也就是说，官府吸行会的血，行会的控制者们一头吸外来商人的血，一头吸行会底层成员的血。
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城内是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
在这样的吸血游戏里，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是一场畸形的消费盛宴而已。
第十二章 明太祖猛于虎
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空间太大。
官府依赖商税，自然就会鼓励商业兴旺，商业天然追求自由贸易（包括人的自由流动与物资的自由流动），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官府的管控能力。
对百姓而言，宽意味着自由度高，自由度高意味着百姓对朝廷的依附性弱，依附性弱意味着百姓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
对狙公而言，猴群中有一只看透驭猴之术的真相的猴子存在，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不肯为狙公所用的猴子必须死，看透狙公驭猴之术的猴子也必须死。这是刘基的命运密码，也是朱元璋统治时期大多数官员的命运密码。
洪武年间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胥吏，不许抓官员。
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明朝初年相当普遍。
以胥吏的身份而能够在九县纵横自如，死党无数，众多人为保护他不惜与皇权对立，潘富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触目惊心，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元代之“宽”所造就的重胥吏、轻官员的现象对皇权造成的巨大威胁。朱元璋三番五次强调元代因此而亡，不是危言耸听。
秦制帝国奉行外儒内法，本就一贯崇奉以损害社会的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稳定。
亲戚邻居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上法场之事“多矣”。这是朱元璋自己描述的洪武时代。
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张居正的考成法相当于借绩效考核之名，取消了六科的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学者方兴认为，“在1596—1620年，即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间，通过贸易从美洲及日本等地输入中国的白银大抵被‘矿监、税使’搜罗殆尽”(15)。
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东林党的历史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试图以制度章程，也就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之类的东西来约束皇权，进而维护自己和百姓的利益，却遭到了皇权的残酷镇压。
制度与章程是赤手空拳的东林党人最可依赖的武器，按制度和章程办事，也就成了他们试图改革朝政的核心诉求。
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东林党的光辉传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样启迪人心的彻悟。传至晚清，又被重新发掘，成为郭嵩焘、谭嗣同、严复等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来源。
若真的存在“党争亡国”，那么挑起党争、将政见分歧演变成杀戮的恰是皇帝自己。明神宗如此，明熹宗如此，崇祯也如此。
在朱元璋看来，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比普通百姓更有活动能力，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对象。
与张居正禁毁书院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
自顺治而下，康雍乾三代皆继续维持并强化这种统治术，对“生员”实施严格管控。乾隆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集合纪晓岚等学者，以“明朝亡于讲学”为历史定论，将东林众人拉出来鞭挞，其实是在警告清帝国的读书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事实上，雍正皇帝热衷炼丹，他常年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的事。
自雍正四年起，每个上任的官员都负有打压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政治任务，皇帝甚至还为他们定下了具体的指标。最终，雍正得偿所愿，在清帝国造就了一种“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18)的新风尚。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会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变成“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那事情就麻烦了。写垃圾奏折至多不过挨骂，不写却很有可能让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针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人格侮辱和密折治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前者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打掉士绅在社会上的尊严、地位与影响力；后者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第十六章 清朝灭亡的原因
慈禧太后不关心科举考试是否公正，也不关心官员群体是否贪腐成灾，她关心的是官僚集团对最高决策层（也就是她自己）的向心力。
谘议局的成立既没有能够安抚士绅群体，也没有能够制约地方督抚，反而将以前星散在各地的举子、生员聚集到了一起，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组织机构与合法的活动场所。
书评：《秦制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