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东晋门阀政治》

今年以来一直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特别感兴趣，这段四百年的历史极其生动，但是却在历史教科书上被草草几句带过，这也符合历史教科书的 “古代突出风光的祖宗，近代突出挨打的祖宗” 的存在意义。这本书是谈及两晋时所绕不开的，几个月前尝试看了一点，但没看进去，感觉书卷气太重，有的措辞甚至到了生僻的地步，颇有些民国史考的风格。上个月又翻开来看，这次读进去了，整体风格还是非常圆融清晰的，也没有过甚的考据，在国庆假期前后各看了一半，总算是读完了。

东晋的历史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其实是比较乏善可陈的，几乎自始至终都在窝囊和内斗中度过，如流星闪过的也就这几大家族的几个人。这几个家族，如果从左右政治局势的能力上来讲，只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六家，去除未掌机枢的郗鉴一族，实际只有五家（顾陆朱张等吴姓大族在经济上强大，但在政治能量上不如侨姓大族）。本书清晰地梳理出了这条主线。关于这几个家族，想到很早以前看过的《上品寒士》这本网络小说，讲的就是魂穿到东晋的少年陈操之的故事，其中的侨姓与吴姓人物非常多，虽然各有性格不同，但是总是搞不清楚谁是谁。现在再读的话想必会别有一番体验。

这本书中提到的人物中我最喜欢桓温。在我不知道桓温其人时就很喜欢 “大丈夫不能流芳千古，就当遗臭万年” 这句话。桓温不是忠臣，更不是好人，但是在两晋这个鼠辈倍出的年代，桓温当得起枭雄这个称号。读桓温这章时突发奇想地想搞点行为艺术：下次去安徽时要拐去桓温墓前喊一声 “可儿”。

这本书提到的战争中我最喜欢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中苻坚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而终至灭国，本书从历史规律的角度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民族融合是个艰难而反复的过程，前秦立足未稳而急图南进，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是后来几乎完成了民族融合和汉化过程的北魏也最终因发生了六镇起义而至分崩离析，也当视作民族融合过程的余波。

这是一本值得反复读的书。

原文摘录

释“王与马共天下”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六朝”云云，是陈亮误解之词。而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

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

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漕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

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

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巳，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

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

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

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

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

《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56]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

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他。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

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

屯驻于江淮之间受东晋委署的流民帅，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又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他们是东晋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一般说来，东晋是按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羁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

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曾长期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须随时窥测形势，以谋自存。他们南来后对于东晋政权若即若离，在政治上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于玩忽朝命，跋扈专横。他们雄踞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劫舍，拦截行旅以筹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

流民帅在北方多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有恃功反噬之心。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

据《晋书》卷六九《周<图>传》，王敦初叛入京，杀周<图>、戴渊，都曾咨之于王导。王导后来说：“吾虽不杀伯仁（周<图>），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如明帝时王导为司徒，辟郗鉴子郗昙。婚，指互为婚姻以相固结，如王氏两代娶郗氏女。

《世说新语·德行》：“王子敬（献之字）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是他一贯的作风，晚年更是如此。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

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

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

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

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在此期间，东晋乘舆别有六玺，皆金为之，亦见《南齐书·舆服志》。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

所以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

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

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他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

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

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颍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以孙吴立庙事度桓玄，可知桓氏“大楚之祭不及于祖”，其隐情亦在遮掩桓氏类似于“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与孙氏一样。

数十年后，当晋明帝问及晋朝先人所以得天下之由，王导“乃陈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谯郡桓氏原为齐人，齐桓公之后，以谥为姓，由齐迁龙亢，当为沛国桓氏之始，至桓荣时已经六世。

其时桓氏后人逃死的恐惧已成过去，但是求官西晋又可能招致觍颜事仇之讥，这是桓氏后人不能不考虑的。嵇绍仕晋，必先以出处咨山涛，就是为了掩饰事仇一事的忸怩作态。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桓氏后人仍不愿显言先辈事迹，桓氏世系遂以失真。

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像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

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55]。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

《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56]、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象。

《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是一致的。

综观永和年间上下游关系的发展，桓温的策略是静观持重，坐大于荆、梁。他调遣荆、梁军队，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实力，而自己却引而不发，静观朝局，待机行动。司马昱、殷浩的朝廷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谨慎对付，唯恐授桓温以口实，引发桓温对朝廷的强力行动。

《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64]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

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并不单纯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并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

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他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谢安未仕时名望在谢万之上，但是保障谢氏家族利益主要不是指靠谢安的名望，而是指靠谢万在豫州的势位。

陈郡谢氏在东晋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以谢鲲、谢尚、谢安三个人物为代表。谢鲲跻身玄学名士，谢尚取得方镇实力，谢安屡建内外事功。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

郗氏作为门阀士族，是发育不全的。郗鉴既不预名士风流，又未执中枢政柄，所以其家族的社会影响，还是与谢氏相距甚远。

北府兵有郗鉴的先例，是重建而非创建。此时重建的北府兵，主要是南北矛盾加剧的产物，同时也是桓、谢矛盾的产物。

北府兵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

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

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他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来说，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

前秦对淝水之战的军事准备，虽然基本上因袭晋灭吴之战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未落实。

淝水前线崩溃，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

前秦军既然不过是乌合之众，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强大的前秦军须臾间顿成土崩之势的根本原因。

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20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

在前秦统治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

即令苻坚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江左政权，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从而使南北统一根本无法维持。反之，苻坚军事上败于东晋，就立即造成北方分崩离析的后果。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

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这些“有文学”的“僭伪诸君”所代表、所依靠的民族，却处在落后得多的状态。所以正是在这些“有文学”的人的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的大灾难，社会的大破坏，而他们本族政权，也往往是在尚未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以前，就被其他民族取代了。

通过民族斗争达到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往条件落后的时代，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

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

从“五胡乱华”开始的这一回合的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了，南北政权间的民族对抗性质也因此更为淡化。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在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登上舞台的，是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总的说来始终是依附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这家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为史家所注意。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

总之，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但是，司马皇室同样腐朽不堪，徒有伸张皇权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能力。

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乘机举兵东下，至于姑孰，北府将刘牢之向桓玄投降。桓玄入京师总揽大局，刘牢之所领的徐、兖刺史亦为桓玄所夺。桓玄杀司马元显，流司马道子。刘牢之惧祸，拟奔江北，途中自缢而死。桓玄消灭了一切对手，并趁卢循主力泛海南下之机，于元兴二年十二月代晋为楚。

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伧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

桓玄终于被刘裕击败，这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于主宰东晋政治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的决定性的胜利。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29]。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绶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后代所称五朝门第，遂以王、谢为其代表。这种情况是由东晋的政局造成的，而不是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中，本来就以王、谢的门第最高。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与东晋其他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

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埸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悖，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

宫省上层的佛、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

刘裕辈能包容南人道教的杜氏人物，却不能包容北人道教的孙氏、卢氏。

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只有极力煽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

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

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借，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

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冲击，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孙恩、卢循、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也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

孙恩起兵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基础，扫荡了一些最具影响的侨姓士族，所以刘裕以后的活动，包括“造宋”在内，没有遇到来自三吴的侨姓门阀士族的很大反抗。因此，孙恩和刘裕二人，就其客观作用说来，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还是刘裕的先行者。

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

东晋朝廷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看来，他们好像是偶人戏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毋宁说是他们的先人，那些人曾经左右过东晋局势，但早已成为冢中枯骨。

门阀士族“深沟高垒”以自固，不但是为了如唐先生所论戒备寒人的“僭越”，而且是为了戒备皇权的蚕食侵逼，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寒人“僭越”必须仰赖于皇权提掖，而且是在门阀士族就衰的时代之后。

后论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

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

帝姓换了，政治格局依旧。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和西晋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古代社会大动乱后回归稳定时常有的反复现象，与阶层的变动恐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吴姓士族政治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侵犯。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

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

士族人物由于际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贫而成年以后富者，也有此代贫而下代富者，但不会累世贫穷而犹得称为士族。正因为他们先人已具备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使其家族得以跻身士族，所以骤遇逆境，虽可能一时贫困，但是逆境既迁，贫犹得富，与常人毕竟不同。

所以南朝结束，时过境迁，吴姓士族仍然有所凭借，继续雄踞乡里，而侨姓士族则多寂尔无闻了。

得天下的司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和部分的）的意识形态。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

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