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光变》

今年年初读到兰小欢的《置身事内》时其中就提到了京东方的分析案例，也提到了这本书，当时就记在待读列表里了，这几天集中起来把这本厚厚的大书读完了，还是有很多收获的，迷你史诗般的叙事口吻也让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变得流畅和极具期待感。

我在同花顺一直都自选了 “京东方 A” 这只股票，也买买卖卖过几次，这股票的价格在这一两年一直在 4 块钱上下波动，这波动性倒也给我赚了点钱，单从这点来讲，我似乎也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书中全面地介绍了京东方这家企业从北京市电子管厂到北京东方电子公司，再到京东方科技集团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关联的有趣的变化是 BOE 也从 “Beijing Oriental Electronics Enterprise” 到 “Best Optoelectronics Enterprise”，再到 “Best on Earth”），也介绍了从电子管厂就存在的独立自强的工业精神从周凤鸣到张红飙，再到王东升这三代掌舵人的传承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京东方上上下下各级领导和员工的纵向发展和京东方与各地政府、友商的横向互动的过程。

我自工作到现在也一直都是大头兵，这本书提供的视角是我未曾观察和理解过的。从京东方的故事来看，不可能存在 “大而不倒” 的公司，尤其是实业公司，巨大的产线成本和高频的技术更新都逼着企业不能走错一步，否则资金链断裂就是倒闭清算的下场，在某些特定的市场还存在着隐形的政治压力，这比前两者或许都更要命，与此同似乎，市场给予做对了选择的企业的回报也是巨大的，赢家就可以通吃。京东方就在战战兢兢中成功做对了一道道选择题，同时博弈的筹码也越来越大，从几千万到几十亿，再到几百个亿，这似乎是一条 “不归路”，但无论结果如何，京东方都是一家现象级的伟大的公司。

书中有一半篇幅在讲京东方如何一步步壮大，辛酸的故事、有趣八卦和整个光电行业的波涛汹涌并存与叙事中，读来颇为畅快。剩下的篇幅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讲京东方为何能一步步壮大：有领导的独具慧眼，有上下通力配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有银团的贷款，有友商 “送人头”，有产业发展的变迁，这些复杂的因素共同造就了京东方，同时作者坚信最重要的因素是早在北京市电子管厂时期就扎根并传承至今的独立自强的工业精神。

作者毫不避讳地在书中挥斥着对于短视的经济记者与报刊、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只盯着财务报表的数字的金融玩家的不屑，认为像京东方这样的动态和有机的企业不能只从静态的数字上去分析，而要从全球产业结构和企业战略的角度上去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数字（好看的和不好看的），这点对我也有一些启发。

与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也是书中多次批判和反驳的观点）不同的是，企业国有制并非是技术落后和腐朽的原因，反倒是合资与技术引进更容易造就一批 “接盘侠”，到头来不仅没能引进真正的技术，反而还帮外资分摊落后产线的成本。在书中结尾提到了中国核能工业、大飞机、高速列车等一系列核心技术，这些技术并非是近年来引进的结果，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计划中就开花结果了，甚至在当时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只不过在八九十年代的 “外国的就是好” 的思潮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放弃），又在上世纪末的屈辱中被重新重视，直到最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我仍然相信国有制造就了一大批迟缓腐朽官僚横行的僵尸企业，但是书中提到的 “自力更生” 时代传承下来的工业精神也确实一直承托着的中国的高端工业体系，这两者或许也并不矛盾。

知识相互印证的快乐在本书中就有一例：书中提到落后企业如何赶超头部企业时，主要的观点大概描述下来就是不要从主流中寻找机会，要找那些 “想买但无处可买的商品，以及想要这些商品的客户”，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和改变成本结构直接代替而不是演进原有的生态。前一段读《进化的咬痕》时，其中也提到了物种演化的观点：大群体中的基因频率改变很容易被巨量的个体抹去，不容易形成新的物种，反倒是边缘群体的基因突变很容易扩散到整个群体中，进而迅速适应环境并繁衍壮大。生物物种的演化与企业的演化何其相似！很早以前读到《三体》时其中也提到过国家的演化，大意是小国家更容易通过技术进步获得国际社会的主导权，其中也渗透了这种规律，船小自然好调头。

回到这本书上，部头还是太大了，我前后花了六天才读完，虽然确实如序言所说 “读了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但倘若能缩减一部分叙事和材料引用，或许表达效果和阅读体验都能更上一个台阶。总的来说本书值得一读。

原文摘录

第一章　北京电子管厂的兴衰

周凤鸣属于那样一代人，他们并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工业经验，但懂得怎样把人组织起来去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富于战略性思维。

一旦国家在财政上遇到困难，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财政决策就不会考虑企业的需要，受政治目标驱动并由行政机构实施的外延式工业扩张往往把老企业当作汲取资源的对象。

今天，人们太容易去指责老国有企业的“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观念僵化”等等。但如果把北京电子管厂的那段经历置于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就不难看出，决定这些军工企业命运的力量其实是政策的剧变。

那些企业在突然失去任务、市场和上级帮助后，连一个过渡期都没有就被要求自负盈亏了。将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顾这些企业走过的路时，只能说它们被抛弃了。

无论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这些企业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一直在做技术，但当市场需求消失后，它们只能抛弃技术。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核心元器件企业的倒掉，被巨大的消费需求和买来的组装线撑起规模的中国电子工业，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经历了一个“去技术化”的过程。

承包制会使管理者在向下转移了责任的同时，失去对于组织过程的管理控制——“责、权、利”确实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

第二章　毁灭中的重生

王东升属于第三代领导——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大学，在改革开放年代入厂工作。当他们从上一代领导手中接过企业领导职务时，其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年轻，王东升的接班其实从年龄上跨过了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人。

但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价格机制而不是作为复杂组织的企业，所以经济学家从来不理解企业。

一旦有过经验，就没有地球人还会相信外资能给自己带来技术，除了某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

任何机会主义企业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

在2007年开始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中国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就被技术替代风暴所摧毁，几乎是片甲不留。

第三章　激荡的TFT-LCD工业史

引进了这些技术的日本企业，因为愿意将其应用于边缘产品领域，最后在新技术的产业化上获得成功。

“TFT-LCD”叫“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包括了两项基本技术——TFT（薄膜晶体管）和LCD（液晶显示），也就是由薄膜晶体管控制的液晶显示。

康宁的早期介入迅速使其成为平板显示器玻璃基板的主导企业，它的领导地位至今没有被撼动过。

液晶周期的表现是：一批产业化的先驱企业开拓了液晶显示产品的应用，创造出对液晶显示的市场需求；当产品为市场接受后，一时的供不应求引发现有企业进行新的投资，并出现一批新进入者；新投资带来的产能迅速扩大导致生产过剩、价格下降，造成产业衰退；但价格下降却导致需求扩大——液晶产品的成本下降导致其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于是再次出现产能不足，又引发新一轮投资和新企业的进入……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周期性所反映的实质是工业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成功的后进入者都是在液晶周期的衰退阶段进入的。

在每一次液晶衰退期都有一批新的企业进入该工业，进行反周期投资，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电视机思维”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每个日本企业都倾向于开发“独门绝技”。

就在日本企业为保持高价而在“独门绝技”上徘徊时，性能越来越好而价格越来越便宜的液晶电视却让日本企业的电视机业务普遍陷入亏损，从而动摇了日本消费电子工业的根基。

只不过这种优势不是来自日本企业所认为的技术差异（CRT显像管式的优势），而是来自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性能优势和成本优势（即半导体集成电路式的优势）。

第四章　孤独的液晶之旅

从陷入困境和分崩离析的现代集团分离出来的现代电子更名为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国内一般译成海力士，以下简称现代半导体），她旗下的HYDIS（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英文全称为Hyundai Display Technology，Inc.）是其专门从事TFT-LCD显示器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子公司。

日本人细致，不容易答应你事，但一旦答应了就不会变；韩国人做事比较粗，说话不算数的情况比较多，还会反复。卖方不细致，买方可不能不细致。

高技术产业的市场与小商小贩组成的菜市场不同，后者的特点是每个竞争者都无法影响价格水平，所以最符合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最优状态——“完全竞争”。但在高技术产业，市场价格和成本结构主要受领先者的影响。

商业银行没有雪中送炭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业绩越好它们越要给你钱，越不好、越需要钱时它们越不给。现在是银行都求着我们贷款。”

有点悖论的是，危机往往也是企业能力发展的良机，因为危机恰恰是迫使企业提高学习强度的动力。

对于三星这样的公司来说，虽然因为自己也生产TFT-LCD，但为了保持各事业部之间的市场关系，所以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液晶屏也一定要外购。

石涛解释说，工业工程设计的“根”是对生产工艺的掌握，有这个“根”就能从专业的角度对厂房建设产生反馈，知道怎样节约；没有这个“根”就没有后面的互动过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业组织可以在没有相应的工业运营条件下维持一支具有规模的技术团队，不仅是因为资金无法保证，更是因为没有工作对象的技术团队无法积累只能来自工业实践的知识。

理论公式的范围非常大，但用到工程上在很小的范围内，才能用这个公式，需要一系列的边界条件，而这些条件都只能根据企业特定的经验和工艺条件来经验性地确定。

外来的经验虽然有用，但不会自动地转移，只有在自主解决问题的挑战和学习中，才会把外来的经验转化成为自己的经验。

北京市政府对京东方是支持的，但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做超出补贴的事；而在奉行“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国家，也没有可以进行这种投资的体制安排。

上广电是一个把上海电子工业企业集合起来的集团，但在每一个部分都采取合资方式来获得技术。上海市曾经以为采取这种“大而洋”的模式能够保证国内领先地位，但后来却陷入技术依赖，不仅没有发展起来技术能力，而且连获得这种能力的愿望和决心都销蚀了。上广电破产的原因其实也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在看不到企业扩张前景下的放弃。

第五章　英雄崛起

其实，触发“液晶热”的原因只有一个——京东方向高世代线的扩张。

事实上，那些外国企业在中国都有自己的政治疏通渠道，台湾企业还“享受”着中国大陆出于“和平统一”愿望的单方面优惠，何况所有的外资企业还可以通过急于上大项目的地方政府来对中央政府施加影响。复杂的利益关系当然会使中国政府感到棘手，但陷入手足无措的真正原因是经过30年“技术只能依靠引进”的政策思维之后，中国政府既没有支持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也缺乏依靠中国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信心。

美国康宁公司在京东方8.5代线旁边同步建设一座熔炉，为其供应玻璃基板，这是康宁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建炉。

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经历过“划小核算单位”“自负盈亏”的重组。从事后观点看，虽然当时这种做法是为生存之举，但管理责任下放及其随之而来的管理职能分散，使企业普遍缺乏对过程的控制，反而阻碍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一个好的战略是利用有效率的组织结构，把资源的独特组合应用于特定的合适用途。

建立CTO组织最具有意义的作用是使京东方跻身于新技术领域的研发。

另一个是对新型半导体材料TFT（薄膜晶体管）和OLED的研发。由TFT控制的OLED叫AM-OLED。许多外行人不明白的是，AM-OLED显示器的关键技术不仅在于显示发光方式，而且在于控制发光的TFT技术。

席间每当他要解释不能卖设备的话时，贺就说喝酒喝酒，一直喝到他醉倒被抬走。第二天华星光电内部就传出消息，说贺总热情接待了这位社长，还共进晚餐。日本供应商看到一惊：啊，怎么韩国人去了？！随即派人来访，设备报价降了几亿元。

其实，以本书作者研究中国工业十几年的经验看，但凡大讲外国技术有多可怕而只能引进的人，大多是些油头粉面的“娘娘腔”；但那些敢于从弱势中奋起掌握技术的企业领导人，无论是像王东升那样表面温和、透着精明的“江南男子汉”，还是像贺成明那样一点就着的北方汉子，却个个性格强悍、内心如铁。

第六章　扭转乾坤的力量

就像一个规律一样，一个决策的正确性得到证明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做出这个决策的领导人所必须忍受的孤独就越多。

在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如果决策的合理性不能被以抽象的、连贯的逻辑想清楚，决策者就难以分辨短期现象（如市场波动导致的业绩下滑）与产业长期趋势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无论性格多强，遇到挫折也难免动摇。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那些能够在“孤独”中带领企业走向伟大的领导人一定具有关于自己企业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决策的理由系统地表达为对未来结果的合理预期，不仅能够在实践中被逐渐验证，而且能够以始终一贯的逻辑把对“该不该做”的回答扩展到对“怎样做”的回答上。

理论可以最终被证明是错的，但却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给了行动者以坚持的理由。因此，有“理论”的企业更可能发起上述挑战，也更可能成功。

信念之所以必须包括对行动合理性的解释，特别是因为对于领导人来说，他不仅需要自己相信决策或行动的合理性，而且必须能够说服其他组织成员也相信，这样才能把领导人的远见转化为组织的战略选择。

显示技术属于光电技术——光和电互相转化的技术。电可以转化为光——如显示，光也可以转化为电——如太阳能，而控制光电转化过程的关键就是半导体技术。一旦抓住半导体技术的关键作用，显示技术演进的方向和动力就清晰起来。

六十五年来，电子器件领域发展的历史基本是半导体技术替代真空电子技术的历史。

从信息技术产业的演进看，京东方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什么OLED替代LCD之类的事情，而是如何使自己从一个核心元器件供应商扩展到系统级的供应商，以避免元器件在产业链附加值中比例下降的一般趋势。

中国财经媒体成为笑柄所反映的问题，是财务逻辑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主导了中国社会对于工业发展的思维。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依靠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下，中国工业逐渐放弃了技术上的自主开发，要发展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业，也无非就是引进生产线或合资那些“短平快”的做法；在经历过“全民经商热”和“一切向钱看”之后，资本市场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股票投机中获利，导致中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对于企图利用市场短期波动赚钱的人和机构来说，关于市场波动的“信息”远比关于工业的知识重要；随着重视“理财”远超过工业发展的财经媒体一片繁荣，记者行当的进入门槛降低，学过高中作文的人就能“胜任”；占据政策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从来就不懂工业和技术（原因很简单，经济学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在政府内部，对于工业的经验和知识随着机构的变动大量流失。

如果投资过多流入房地产，那么虽然社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由泡沫带来的“繁荣”，但经济发展终将由于生产率增长的减缓而陷入停滞。因此，较高生产率产业的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发展是首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实体经济重要的原因。

当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开发会更重要。行业最景气的时候也是工厂最忙的时候，需要尽量减少开发验证对产线的影响。但如果不在那个时候就储备新产品，一旦市场需求变化，下个阶段就没产品做了。在这个问题上，开发和生产永远是矛盾的。开发方面总想一直保持开发新产品，而生产方面总想有产品的时候不要动产线。

王东升随之对邱重复了他多年来不断说过的话：“一定要给人家一个梦，人家才会给你干”。

一个组织只要在一定的信念和精神指引下形成自己的核心团队和核心能力，就可以在实战的锻炼中迅速扩大队伍——办企业和领兵打仗就是这么神似。虽然今天一些人以为玩玩钱就可以发展经济，但没有这样的产业大军，投资永远变不成产业资本。

第七章　勇敢的新世界

如果后进者能够在一个已经出现的工业中“崛起”，那么这种“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后进者能够重塑这个工业的竞争条件，否则既不可能赢得稳定的市场份额，也不可能在全球竞争中持续发展。

就技术而言，OLED与液晶相比确有优势（能提供对比度更高的图像、显示屏更薄、可以柔性等），但也有劣势（因制造工艺复杂而更加昂贵、性能不稳定等），所以自问世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实验室阶段。

这个故事抽象掉了技术和工业竞争的过程，既说不清企业在什么条件下就可以顺顺当当地进入一个工业，更说不清企业在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工业时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经济学家讲的故事是一出没有王子的“王子复仇记”。

如果开发出来的产品不能被以市场接受的成本和质量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围绕着产品的技术就是无用的。

一个企业如果想参与某个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就必须进入这个工业，发展和建立起相应的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营销能力。在现实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工业过程去掌握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而且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对于半导体显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其成本结构并非能够在给定技术条件下长期稳定，而是随着高速技术变化而变化，所以改变产业成本结构本身就是指这些企业的成长改变了竞争条件。

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一个国家在相关领域仅有科研活动而不具备产业基础，就无法获得技术能力，也无法保持技术进步。中国“聪明人”的愚蠢之处，就是喜欢脱离产业基础而奢谈技术。

“歇一歇”就意味着沿袭过去的做法，不再去开拓和尝试新领域、新方法。于是对个人来说是合理的事情，对组织却可以产生致命的后果。

一旦发生技术替代，那么技术替代对于工业演进的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性能更优的新技术替代了老技术，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围绕新技术而形成的新竞争规则和动力瓦解了以前的竞争模式。

由于主流市场的主导客户倾向于采用维持性技术，所以采用那些颠覆性新技术的客户更可能是从边缘市场起家的挑战者。因此，从赶超主导者的角度看，边缘市场恰恰是战略性市场。

无论是在企业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真正实质是：看谁能通过升级把谁淘汰成为“过剩产能”。

1992年北京电子管厂改革后第一次出现的企业标识“BOE”，指的是“Beijing Oriental Electronics”（北京东方电子集团）。1999年京东方在A股上市时，“BOE”指的是“Best Optoelectronics Enterprise”（全球最好的光电企业），当时京东方下决心进入半导体显示领域。2014年10月发布的标识，“BOE”指的是“Best on Earth”（地球上最好的企业）。

张兆洪有点冷笑地说：“他们都非常讨厌微信，我一般不说话，就看着他们怎么处理。”告别后我们想象了一下他这样做的效果：如果总经理说话，大概许多人会有辩解的机会；当他不说话时，大家只能努力解决问题——谁都知道公司的要求，也知道总经理在盯着他们呢。

姚项军认为，京东方以前的品牌电视机制造业务之所以做的一般，原因是把整机制造当作显示器产能的出口。这样的思路仍然是面板思路，不是整机思路，做出来的整机就很一般。

如果一个领导人给了团队成员与他一起从事伟大事业的机会，而且把“成就他人”当作实现远大目标最重要的手段，这支团队的成员就会与他一起度过苦难并创造辉煌——这是单纯股票期权达不到的激励效果。

第八章　回声：中国工业史的理论意义

教科书经济学将市场竞争的实质看作是价格竞争，所以把“决策”等同于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实际上抹杀了决策的作用。熊彼特认为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

如果可怕的制度障碍被排除并存在足够的资源，那么一个国家的落后程度越大，该国从较先进国家可以吸收的技术存量就越大，从而越可能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之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一个国家只有当其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socially advanced）的时候，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才可能是强的。

加入全球市场竞争所需要的能力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够产生的，市场经济也不会自动导致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

当私人再不能创建企业之后，所有的企业不分行业、地区和技术性质，全部成为各级政府的下属并被计划越管越死，其结果是整个国有工业体系的效率逐渐降低。

国家从1992年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就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在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之外的投资来源问题。

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

此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放弃自主开发，就没有任何工业和企业能够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

技术不是可以在各个主体之间自由移动的物品，消化、吸收并掌握引进的技术需要能力，而技术能力只能在自主开发的实践中生成和成长，不会是引进的直接结果。

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些今天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就会发现其技术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自力更生”阶段，而且在“改革开放”阶段坚持自主开发——那些技术突破就是由血脉里流淌着中国工业精神的企业创造的。

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