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明的故事：东方的遗产》

这是一套超大系列中的一本超大部头的书，全书共有四部，每一部都是一本普通书的体量，全读下来花了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过得承认的是，整个十一月份我的状态极差，很难沉下来心集中注意力，读这本书时我总是打开手机刷刷股票和 B 站，每天读书的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了。

这本书的类型是我很喜欢的《全球通史》风格，付梓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毫无疑问是《全球通史》的老前辈，不过也由于这点，阅读时总是带有一种淡淡的不信任感，总觉得书中所讲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很多已然不再成立——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内容读来比较沉浸，也颇有所得，但是第三部第四部就基本上是浮光掠影地读了，一来写作风格也偏向于枯燥，二来在读到中国历史时感觉像是在吃炸蝗虫——只有壳子，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深入，因此也兴趣寥寥了（当然这也是通史的特点）。

原文摘录

致读者

5000年前，古埃及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就说过：“你应想到，在议会中你可能会受到专家怎样的攻击，最笨的人才无所不谈。”

任何一个对著作深感厌倦的作者，都可能对13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戴侗的话产生共鸣，他在《六书故》（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成书于13世纪）一书中有这样几句话：假如我等到完美无疵再出书，则我这本书恐将永无完成之日。（原文为：“欲于待，则书之成未有日也。”）

第一部 文明的建立

第二章 文明的经济条件

一日三餐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才有的。草莽初民一有填饱肚子的机会，便把食物吃个精光。

教堂与神殿，博物馆与歌剧院，图书馆与学校，这些都是文明这栋建筑物辉煌的正面，而在其背面都是屠宰场。

牲畜繁殖的奇迹是人可以控制，而且捕获雌雄两只兽，由两个就可变成一群。动物的奶也可供妇女喂哺幼儿之用，这降低了幼儿的死亡率，并成为一项可靠的食物。人口因而增加，生活也更加安定、有序。

人类又慢慢发现，和狩猎相比，农耕获得的食物既好又稳当。

一些低级的部落，他们所吃的东西与猩猩所吃的几乎没有不同。

我们会发现，最原始的部落几乎都是食人的，甚至包括较晚近的部族，如爱尔兰人、西班牙伊比利亚人（Iberian）、苏格兰东部的皮克特人（Pict）及11世纪的丹麦人。

人类在游牧与移居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带着它，使它永不熄灭。罗马人甚至会将允许这神圣的火熄灭的漫不经心的维斯太贞女判处死刑。

这些具有专长的部落或村落，有时用他们从事的行业作为姓氏，如铁匠、渔人、窑匠等（Smith，Fisher，Potter……）。

我们所用的词，如资本、动产（chattel）及牛都是由拉丁文Capitale一词经法文传下来的，该词原义就是财产（property）。“capital”又由Caput一词衍化而来，原意为“头”（head），也就是说，牛的头数。

在“未开化”地区有食物的人，总是与缺乏的人分享。

原始人类的懒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测是源于由战斗与打猎造成的过度的疲乏而养成的慢慢休养恢复的习惯。

通常战争胜利的一方认为，最好的战俘是一个活的战俘。这样，屠杀与同类相食的现象减少，奴隶制度兴起。

战争助长了奴隶制，奴隶制也助长了战争。

为什么原始的共产主义会在文明的开始，就有显著出现的趋势呢？可能是因为：当饥饿这一共同的危险，纠合个人而成为集体时，这即是它风行的时候。当丰收来到，这一危险期平静了下来，社会的融合性因此冲淡，个人主义因而抬头。

定期性地，不管合法与否，土地被重新分配，如罗马的改革家格拉古兄弟（公元前2世纪）、法国的雅各宾派（18世纪）等。定期地，财富本身也有了新的变动，或由于暴力的没收，或强制征收所得税与遗产税。因此为财富、货物与权力的竞争又起，形成金字塔般的尖锐化社会结构。在法律之下，较有能力的人依法巧取致富，地位愈高，分肥愈多。等他羽翼长成，足以统治国家，由是重定法律。到时不平等的差距悬殊，一如往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的经济历史是自然地集中财富和爆发革命的社会历程。

第三章 文明的政治条件

繁荣为国家之母，而战争则为其父。

人们缴纳赋税，认为这较内部自相争战为好；宁肯供奉匪首，也不贿赂所有的匪徒。

一个国家为了维系其存在，必须使用并设置许多教化的机构，诸如家庭、教堂、学校，借此将爱国心与个人的自尊感，习惯般树立在每个国民心中。

统治的精英阶级，尽量寻求将其强大的统治权转变成法令规章，运用得宜即可向人民提供一些乐于接受的安全与秩序，并承认“属民”（Subject）[2] 的一些权利，以争取大众乐于守法并与国家结为一体。

自然的社会拥有相对的自由，主要是因为人们受风俗的规范，而这些风俗像法律一样严格而不可冒犯，其次人们将犯罪视为个人私事，可以由个人的残酷报复来了结。

自由是安全的奢侈品，自由的个人是文明的产物与标记。

男人认为妻子是世界上与他最亲近的人的想法，是比较现代的观念，也仅限于人类的小部分而已。

这样的“母权”并不即是“母治”，它不意味着女性统治男性。即使女方遗传下来的财产，她也只有少量的支配权。女性只是作为方便追溯关系的方法，否则世代和家族关系将因原始两性关系的含混与随便而暧昧不明。

妇女在早期社会里也是处于近乎奴隶般的顺服地位。她们周期性地体力不济，又不惯于使用武器，生理上免不了的生育与哺养子女，致使她们在两性争权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也注定了她们几乎从最低到最高的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她们的地位也不会因文明的发展而提高。

在非洲的黑人中，妇女几乎与奴隶毫无区别，唯一的不同是她们可提供在性需要和经济保障上的满足。婚姻开始成为财产法的一种形式，也成为奴隶法规的一部分。

第四章 文明的伦理条件

随着时间的渐进，风俗因长久反复地沿用而变为人们的第二天性。如果触犯了它，就会给人们带来某些恐惧、不安与羞耻。这就是良心或伦理意识的起源，即达尔文认为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所在。

个人的婚姻源于男人想获得廉价奴隶，并避免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其他人的子女的欲望。

一夫多妻制较当代一夫一妻制具有较高的优生价值：因为在现代的社会里，有能力与精明的人结婚愈晚，子女也便愈少；在一夫多妻制里，愈能干的人可以获得最好的配偶，而子女也很多。

随着财产的增多，男人们不愿将资产分散为小股馈赠，因而转变为将妻子分为嫡妻与庶妾，只有嫡妻的子女可以继承遗产。逐渐地，嫡妻成为唯一的妻，而妾则变得不公开、分开居住甚或渐渐消失。

只要是母权制的地方，男人们都必须前往女方家族居留。自父权系统发展后，男方在一段服侍期届满后，可向女方家长请求携同他的新娘回到男方的家族。

随着财产制度的兴起，付给女子的父亲丰富的物品或一笔金钱都较方便，因而无须服侍外族或去冒因抢婚引起的暴力与争执的危险。

女方家长在获得男方付款后，也礼尚往来地回赠礼物。时日运转，礼物的价值愈来愈接近男方所付之数额。

女人始终被看成是一项经济上的资产，不然，讲实际的“野蛮人”也绝不会想到婚姻。婚姻是一项有利的合伙生意，不是个人的纵于淫乐，它是由男女来共同工作的一种方法，这样可比仅由任何一方单独工作要获利得多。从文明史来看，只要某一地区的妇女在婚姻制度上不再是一项经济上的财产，那么这个地区的婚姻关系也就衰微了，有时文明也因而衰微。

原始社会里不可能发生很多的卖淫勾当。这个“最老的行业”还是比较年轻，它是随着婚前性自由的消失、财产与文明的诞生而来。

贞操观念是相当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原始时代的少女不怕失去童贞，而怕不能生育。婚前怀孕非但不会有所阻碍，反而有助于找到归宿，因为这可以澄清一切对不育的怀疑，也是多子多孙有力的保证。在财产观念没有产生以前，比较单纯的部落并不重视贞操观念，因为贞操的保留表示该女子并不为人喜爱。

婚前的贞操对于一般少女来说，是父系制里的男人将他的妻子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一项延伸。

当买卖式婚姻出现后，少女的童贞带给她们的父亲一些好处，使用隔离与强制来维系童贞引起少女对贞操产生义务感。

伦理是一个社会里所有偏见的总和。

端庄的气质是一种战略性的后退，它能使少女在选择配偶时有较多的考虑，并可迫使对方为了争取她的芳心而表现出他的高尚气度来，也会因情欲导致的罗曼蒂克爱情意识来提升女方在男方眼中的价值。

由于阻止过早的性发泄和防止未成熟的母性，童贞可以填补存在于个体的性成熟与心理成熟之间的空隙，更可借此加强个人生理与精神的健全，延长少年期与学习期，进而提高种族的水准。

甚而在原始人类中已在使用避孕，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巴布亚族流行堕胎，因为妇女一致认为子女是一项负担，宁可死去也不愿生育。新西兰棕色毛利人妇女用草药或借人工使子宫偏位以免受孕。

他们对杀婴的行为没有残酷与怜恤的感觉，因为母亲在生育时为痛苦所扰，对子女毫无本能的爱意可言。

个人主义同自由观念一样，是文明的奢侈品。只有在历史开始发展之际，大多数男女不为饥饿、生育与战争所苦时，才能获得实际的悠闲，并创造文化与艺术。

动物狼吞虎咽、大吃大喝是因为它不知道何时再能获得食物，这种不可知的因素就是贪婪的起源。

一般来说，虚伪与文明俱来，在文明世界里，个体的交往关乎利益，有更多的事物必须窃取，教育又使人们更加聪慧。自从财产在原始人类中出现，谎言与盗窃就层出不穷。

在有些部落里，女人不嫁给没有杀过人的男人，不论他使用公平的决斗或使用有损名誉的暗杀，只要杀过人的便可。

把贪婪变成节俭，把暴行变成论争，把谋杀变成起诉，把自杀演进到哲学，这些都是文明任务的一部分。

相较当代的人，原始人类与同伴的合作易于达成：因为他们与团体在危险和利益方面的重叠较多，而为财产与团体的分歧要少，在他们之间易于产生社会的团结力。

历史上伦理的进步，不在于伦理准则的改良，而在于其适用范围的扩大。

需要有一个无形的监视者，借强有力的希望与恐惧来加强社会的一切措施，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击滋长，于是社会利用宗教的力量。

距衰老之年尚有一段漫长岁月时，暴行或疾病就会夺去大多数人的生命。因此，早期的人类并不相信死亡是自然现象，而认为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控制。

个人理解目的与结果的方式，优于与人无关的抽象思考，宗教优于哲学。

我们的语言常常是原始的或无意识的信仰的沉淀物，如我们今天所称的“物质”（materia）与“母亲”（mater）这两个名词，便很相似。

被视为宗教崇拜对象的图腾主要用来帮助部落团结，每个人都认为他与它休戚相关，或由它世代递传而来而团结在一起。

在初期基督教义的象征符号中，鸽、鱼、羊都是图腾崇拜的圣物，即便低贱的猪也一度被作为史前期犹太族的图腾。

原始人有时用极其一本正经的方法将他们的意思传达给死者：一个部落的酋长要送一封信给死人，他先口诵给奴隶听，然后将奴隶的头砍下作为特别差遣，如果酋长漏了什么话，他将如此这般再送一个特别差遣，算是补充。

祖鲁族的药剂师将英年早逝的男性的生殖器油煎后，再磨成粉末撒遍田里。

几乎在所有播种季节里都有乱交节，首先作为伦理的宽容期（回忆着早期时代性关系的自由），其次作为不育的男人欲使妻子生育的方法之一，最后代表着春天一到，土地解冻，种子萌芽，暗示着将来粮食丰收有望。

初民相信他吃什么就长什么，因此很自然地有了吃神的观念。在很多状况下，他吃那些养得肥肥胖胖作为牺牲用的肉身神灵的肉，并饮其血。

巫师借助自然的方法在人类中保持着优越的支配地位，尽量掩饰这些自然的方法，而代之以超自然的巫术——这正如我们的民众经常以信赖巫术的法力与丹丸来取代对自然诅咒的膜拜。由此，推动了物理学、化学、冶金及天文学的发展。

牧师并未创建宗教，他只不过有如政治家利用人类一时的情感冲动与风俗习惯来利用宗教。

牧师借纵容迷信以垄断某些知识形态，但他限制并不断地打击迷信，给予人们教育的基本原理，在种族文化遗产的成长中扮演了受托人与传达工具的角色。

第五章 文明的心理条件

就像具有哲学意识的狮子狗里奎特（Riquet）说的那样：“我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具有某些意义，但从我的主人口里发出的声音，却是满口胡言。”

计数是用手指，因此产生了用10计数的十进位法。经过一段时间，12的观念产生了，这个数字深受大众喜爱，因为这是可以被前6个数字里的5个除尽的数字。因此产生了以12为单位的制度，现今仍在英国的度量衡里根深蒂固地保持着：12个月为1年，12便士为1先令，12个为1打，12打为1箩，12英寸为1英尺。另一方面，13不能除尽，一般人都认为不好，因此一直是不吉利的象征。脚趾加上手指是20或称之为一个20（Score）也成了计算单位。

人用月来计算时间，远在用年来计算之前。太阳，犹如父亲，是较后的发现。

在复活岛，古时的居民在死者的屋顶上，加上一块巨大的石人像。

可能具备美观或庄严这样的要求的建筑物首先是坟墓，而后才是房屋。具有纪念意义的柱子发展到雕刻时，坟墓也演变成了庙宇。

第六章 史前期文明

因此“拳击石”——一头尖一头圆的石块，刚好握在掌中，就成了原始人类使用的锤、斧、刮具、凿子、刀与锯。直到今天，“锤”（hammer）一词在语源学上的意义仍是一块石头。

这些遗物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还不知道制陶用的转轮，但已会用双手将黏土制成一些好看的形状，并在上面用一些简单的图案来装饰。因而，制陶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门手工业，更是一门艺术。

相似的文字、文学、神话、陶器、图案设计等，揭示了史前期人类的各个群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青铜于公元前3000年发现于地中海克里特岛的遗物里，公元前2800年发现于埃及的遗物里，公元前2000年发现于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的第二个城市里。

第二部 埃及与近东

第一章 苏美尔

欧美文明，与其说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追本溯源，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来自近东各城市。

这儿的历史，就是一部苏美尔人为确保其独立自主，与来自基什、阿加德及北方其他城市的闪米特人的斗争史。苏美尔人，原系若干不相统属之部落，他们的团结及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均出于对抗异族入侵的结果。

一部近东史，可说就是一部闪米特与非闪米特流血搏斗的历史。

苏美尔人对于泛滥，最初缺乏经验，这也许就是洪水之说的来源。慢慢地，他们不但能控制泛滥，而且能利用河水的泛滥。苏美尔人挖掘沟渠，灌溉田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

纵横交错的沟渠，带来了玉米、大麦、小麦、枣及各种蔬菜的丰收。（读者注: 应为舛误，苏美尔时期的亚洲哪来的玉米）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今天双方常有许多漂亮的口号，可是古代的苏美尔人则非常坦白。他们常常宣称：“我要你那片土地”“我要你那批粮食”。

住宅均为四合一结构，房子分布四周，中为天井。这种结构可能基于两大理由：第一，凉爽——地中海一带的阳光是够骄横的；第二，安全——门窗一律开向天井，四面除留很狭窄的进出路外，一律为高墙。

从这些印章，我们可以推知两项事实：第一，古苏美尔人似乎以印章代签名；第二，当时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已颇不简单。

在许多方面，苏美尔文明都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人类之有国家，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灌溉，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文字，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法典，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学校、图书馆，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宫室庙宇，始于苏美尔。另外，人类以金银为交易的中准，以文字写成诗文，以金银珠宝作为装饰，建立信用制度，发明圆柱、穹隆及拱门，从事塑像及浮雕，传述“创世记”及洪水灾祸，也都始于苏美尔。

至于坏的方面，被人指称为文明的罪恶者，不少也是由苏美尔人创始的。哪些是文明的罪恶？举几项最显著的：奴隶制度、专制政治、教会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第二章 埃及

“埃及学”是拿破仑帝国主义的副产品。

据估计，埃及人以一个全新民族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之时。

构成一个部落，大致需要如下条件：同属一个种族，同用一种图腾，同隶一个酋长，同信一种神道。

由于商业的发达及战争的影响，最后这些部落便集结而成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这项区分，也许就是非洲土著与亚洲移民利害冲突的一种反映。这种南北朝的形势，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美尼斯王才将其统一。

在埃及史上，第四王朝显得非常突出。原因何在？有人认为是前朝开矿财富增值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地中海商业繁荣所致；有人认为是胡夫（Khufu）——埃及第一位法老的领导有方。

阿拉伯人有句谚语：“世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

埃及历代君王众多，南北朝后，埃及的统治权差不多就是由一家或一系统的人，一代代往下传，史学家称之为王朝。

西克索人之于埃及，正如喀西特人之于巴比伦，高卢人之于希腊罗马，匈奴人之于意大利，蒙古人之于中国，刀俎之于鱼肉一样。

据古史记载，哈特谢普苏特每在大庭广众中出现时，即着男装，戴假胡子。事实上，以她当时权力之大，她真可以爱做男性便做男性，爱做女性便做女性。

据希腊史书记载，埃及曾发生过一次奴隶大暴动。暴动的奴隶，曾攻占一省。他们长期占领那一省，直到他们的所有要求获得圆满解决为止。

因为劳力低廉，所以机器极为罕见。

埃及四周不是沙漠，就是大海，对于外来侵犯无所顾虑，不养兵不足为奇。但内部秩序的维持，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不用警察，而仅凭统治者威信，除中国外，也许就只有埃及能够办到了。

近亲结婚不但实行于皇族，而且流行于民间。埃及人实行近亲结婚达数千年。

据埃及文物显示，埃及女性在任何场合皆可以与男性平起平坐。她们不但可以在公共场所吃喝，而且还可在大街小巷做生意。

埃及没有杀婴习俗，可能基于两大原因：其一，母亲可以决定一切；其二，法律制裁严厉。根据法律规定，杀婴者，须将死婴抱持手中，站立三天三夜。

在埃及的最后几朝，由于四境宴安，天下太平，人民习于文靡，政府不修武备，以致罗马人一来，几个兵就可使全埃及就范。

埃及人的头发，黑而微曲，但不作蜷发状。妇女一律把头发剪得很短，恰像目前美国最摩登少女的发型一样。男人一律修面戴假发。为了戴假发方便，大都把头剃光。

埃及习俗，假发的长短和社会地位成正比，因此，全国以国王的假发最长。

至于字母的发明，就埃及人留在西奈半岛矿坑内的碑铭记载，最早者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之间。

法老出征，必有史官相随。史官负责记载法老出征。由于原则上只许记胜不许记败，同时关于胜利细节又可随意渲染，于是久而久之这类记载，便变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

埃及数学中最发达的还是几何。他们对几何的运用，不仅用来计算方圆立体，而且计算圆柱圆锥及球面。埃及人也早已知道圆周率，他们所使用的数值是3.16。

这可以说是一切文化共有的悲剧：宗教一方面给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冲动、题材及灵感，另一方面却加上种种束缚和限制。

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哲学著作而言，最早的要数《普塔霍特普之教训》。这篇教训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2880年——比孔子、苏格拉底及释迦牟尼要早2300多年。普塔霍特普在埃及第五王朝时代，为法老的首相兼孟斐斯省长。

埃及人的悲观主义及怀疑主义，可以说是由于西克索人入侵、整个民族精神崩溃的结果。希腊沉溺于斯多葛学派及伊壁鸠鲁主义，也是同样情况下的产物。

在埃及，所有受人崇拜的动物，其所获得的尊重和印度的牛不相上下。埃及的神常以人身且兼具一种或数种动物为形象。

由于动物崇拜，因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风俗。埃及人挑选美女给某些动物作肉体奉献。动物中经常得到这种奉献的，是被视为俄赛里斯之化身的公牛。此外，奉为神圣的公羊，也常获得这种享受。使公羊与美女交合的风俗，据普鲁塔克记载，特别盛行于门德（Mende）。

宗教向前演进，最后人格化的神出现了。在埃及，与其称之为人格化的神，不如称之为神化的人。这一点，埃及和希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是战俘，小部分是移民，就是《出埃及记》（The Exodus ）上演时的主角。《出埃及记》中所指的法老，就是拉美西斯二世。

整个拉美西斯家族执政的朝代，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君主是祭师的奴隶。然而祭师意犹未尽，最后，大祭师竟公开称王实行统治。

今天，所谓埃及，除剩一个地名之外，几乎已一无所有。埃及已非埃及人的埃及。所谓埃及人，经由无数次的征服同化，血统、语言乃至风俗习惯均已面目全非。虽然，埃及还有金字塔，然而当一个埃及的仰慕者跋千山涉万水来到埃及后，所谓的金字塔，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堆堆巨石而已。

埃及文化经腓尼基、叙利亚、犹太、克里特、希腊、罗马人的辗转传递，已变成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

第三章 巴比伦

就历史文化及人类血统方面分析，巴比伦是阿卡德人及苏美尔人的综合产物。巴比伦具有阿卡德人的血缘，但其文明却充满苏美尔人的形态。

一部《汉谟拉比法典》，可说是以苏美尔人的法典为依据，并参酌当时巴比伦人的实际情况草拟而成。

这几乎已成历史公例，财富带来文明，同时也带来腐化。艺术是文明的花朵，安逸是腐化的根源。黄金、白银、锦缎及其他奢侈品是野蛮民族所忌妒的。当他们入侵，由舒适而趋于软弱的文明社会便无法抗拒。
黎庶

巴比伦商业的繁盛，有两大原因。第一，安全宽广的国道；第二，幼发拉底河从波斯湾至塔帕萨库斯（Thapsacus）的畅通水路。这两点，都得归功于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文明本质上是商业文明。留传下来的文献，大都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由于奴隶生育率远较自由人为高，因此在巴比伦，随着时间的进展，奴隶人口在比率上自然形成多数。在巴比伦帝国内，这样众多的奴隶阶级，就像毒瘤一样，随时有叛乱、倾国的危险。

一般而言，《汉谟拉比法典》有一种一贯精神，就是重视私有财产。

个人对国家无诉愿权，但据《汉谟拉比法典》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却有公家赔偿办法。

一国之中，连国王都不敢和祭师相争，所以祭师的势力便越来越大。一句谚语说得非常中肯：建造巴比伦者为商人，享受巴比伦者为祭师。

在苏美尔神话中，坦木兹是伊什塔尔的幼弟，但在巴比伦神话中，有的说他是她的情人，有的说他是她的儿子。这两种说法到了希腊神话里，一种成为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故事，一种成为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故事。

巴比伦人似未建立灵魂不朽之说。他们的宗教是极端现实的。巴比伦人也祈祷，但他们所求的是现世福祉而非永生。神在他们看来并不比坟墓可靠，因此死后，最大的幸福，就是修建一座很好的坟墓。

一般而言，巴比伦的宗教，不在教人为善，教人过一种合理的生活，而是一大堆不可更改不容差错的繁文缛节。

史学家都相信，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乃至现代的基督教，对于巴比伦的圣诗及宗教仪节，不仅接受其形式，而且也接受其内容。接受内容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沉重的罪恶感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一切文化不分古今，与法术、咒语、迷信都脱不了关系。迷信是很顽强的，往往一切合理的东西烟消云散了，而它犹巍然独存。

神妓（temple prostitute）在西亚相当普遍，不仅巴比伦有，以色列、弗里吉亚、腓尼基、叙利亚等地都有。在吕底亚及塞浦路斯，少女卖淫赚嫁妆，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巴比伦人所使用的是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是以铁笔书写在润湿的泥板上。所写之物，如需永久保存，写好后即晒干或烘干。但像信件之类，写好后，首先是扑粉；其次是装入信封——也为黏土制成；最后，则加盖印章送出。

把圆周分为360度，把一年分为360天，是巴比伦人的发明。后来的六十进位法及十二进位法，就是从这个基础引申而来的。

可知现在世界通行的时制，1月分为4周，一天分为12小时（现改为24小时），一小时分为60分，一分分为60秒，显然来源于巴比伦。

在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萨比图曾向我们的英雄说，别求什么永生了，人生在世，吃点、喝点，快快乐乐地过才是最重要的

据神话，通天塔之所以以巴别尔（Babel）命名，即含有babble说话混淆或模糊不清之意。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据考证，Babel在巴比伦语中，乃“神的门户”之意。

第四章 亚述

亚述人民，有闪米特人和非闪米特人两种。闪米特人多半从南而来——有的来自巴比伦，有的来自阿卡德——文化程度较高。非闪米特人多半从西而来，文化程度较低。

由于环境艰苦，他们不像巴比伦人那样耽于享乐。亚述从兴至灭，其最大特色为武力至上。

亚述政府，在亚述巴尼拔时代，曾经统治亚述、巴比伦、亚美尼亚、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苏美尔、埃兰、米底亚和埃及。这样大的版图，除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图特摩斯三世时代的埃及、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外，再无可比拟者。

在亚述，除作战所需的一切知识外，其他学问几乎一概谈不到。

第五章 民族杂居

米坦尼人崇拜的神，有密特拉神（Mithra）、因陀罗（Indra）及伐楼拿（Varuna）。这一族人，在亚洲出现后，先活动于波斯，后活动于印度。今天我们所称的雅利安族，很有可能就是米坦尼人的后裔。

在最早出现的印欧人中，文化较高、势力较大的一支，叫赫梯。

弗里吉亚人相信赛比利是大地的精灵，万物的母亲。对女神的祭祀，全依当地的习俗。据传说，女神曾与美少年阿提斯（Atys）[7] 相爱，为了保持她的圣洁，她曾令阿提斯把阳物割掉。因此，凡为女神的祭师，亦必以割去阳物为条件。

吕底亚人女儿的嫁妆大多是靠卖淫赚来的。

克里萨斯的败亡，相当富有戏剧性。据希罗多德说，这位国王曾在雅典贤人梭伦前显示他所拥有的金银珠宝，随后问：“现在你说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是谁？”梭伦连说了三个人，都是死者，没有提到他，让他很不高兴。梭伦走后，他即致力于反抗波斯。但谋划未成，波斯王居鲁士已兵临城下。据记载，吕底亚的兵力原不输于波斯，之所以失败，在于他们作战用马，波斯作战用骆驼。骆驼不比马凶却比马臭，马因不耐这种臭味跑了，吕底亚就败了。军队失败，都城陷落，按当时惯例，克里萨斯得自带火葬木材，携妻子儿女及诸王公大臣请死于居鲁士面前。木材已经架好，火把已经点着，这时克里萨斯才感到梭伦所说的话不错。当他正自悔恨时，居鲁士忽大发善心，令人把火扑灭，将他从火焰中救出，并带他到波斯，将他尊为上宾。

几千年来，阿拉伯外界数以百计的王国，忽然而兴，忽然而亡，可是他们仍是老样子。自胡夫及古迪亚时代迄今，阿拉伯人的生活形态几乎一点都未改变。

腓尼基这个名词甚至也大大值得争论，它来自希腊文Phoinix，而这个字有两解：一指泰尔商人所售的红染料，一指盛产于腓尼基海岸的一种棕榈树。

和古代的某些人及某些国家一样，腓尼基人常常商盗不分。他们的行为往往因对象而异：弱则用抢；愚则用骗；不弱不愚，才和你规规矩矩做生意。

由于经验的累积，腓尼基水手逐渐认识了北极星——希腊人称之为腓尼基星。靠着这颗星，他们慢慢把船驶向大海，越驶越远，最后他们经非洲西北，绕好望角——他们发现了好望角，较达·伽马早了2000多年——竟到达非洲东海岸。

因为水草纸是腓尼基人做生意的大宗货品，故希腊人把他们的“书”（biblos），用来叫腓尼基人的城市。英文称《圣经》为“Bible”，亦是由希腊的“书”字而来。

腓尼基对文明世界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是他们的商人，把他们学自埃及的字母传播给了西方世界。字母，一方面是文学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经营商业的利器。

叙利亚人对神的最大献礼，就是以自己亲生的子女为燔祭。子女燔祭之时，父母必盛装亲临观礼。作为牺牲之儿童，率先由祭师安排，坐于所献神像怀中。典礼开始，喇叭箫鼓之声大作，淹没了被烤炙儿童的哭叫声。

在犹太，虽早就禁止以儿童做燔祭，但亚伯拉罕想用以撒做牺牲，阿伽门农想用伊菲革涅亚做牺牲，追本溯源，就是这种古老风俗所留下的遗迹。

宙斯又一次显示：“凡能将系牛轭与旗杆上之结解下者，必将为王统治亚洲。”其中所指之结，就是戈尔迪乌斯所系的。那个结系得极怪，无人能解。亚历山大看到那个结，并听到那个故事。他的解法很妙，就是举剑一挥。

第六章 犹太

说来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坏运，巴勒斯坦不偏不倚，正位于尼罗河各大都市与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河各大都市之间。由于其位置冲要，商业固属发达，战争也难避免。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想，进入埃及的移民，人数本来不多，摩西之世，在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成千上万，可能是生殖率高的结果——犹太人的生殖和苦难常成正比：“折磨愈大，繁殖愈多，生长愈速。”

摩西的统治是温和的，约书亚的统治是专横的。摩西假神意以行统治，约书亚凭武力以行统治。这两种领导都有效，犹太人便靠着这两种典型的领导获得了他们的应许之乡。

犹太人除非万不得已，不愿与外族通婚。对于这项传统，他们保持得相当谨严，故虽经过埃及、亚述的杂居，至今在艺术家笔下，犹太人的形象仍是：一个长而带钩的鼻子，[4] 两块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发须，瘦高而结实的身体。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颗刚愎而富于计算的心。

虽然征服了迦南，可是犹太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他们以大约12个不相统属的部落的形态而存在。统治部落的，不是王而是相当于家长的酋长。

由于从《圣经》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因此关于扫罗、约拿单[6] 及大卫的故事，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说。不过，我们得声明一点，这是传奇不是历史。

耶路撒冷是大卫王所建之都，本来是一座小村庄，村中有一口井，村民环井而居，后以其居高临下改筑为城砦，又以其恰为埃及与两河平原交通枢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极尽繁华的近东罕见的商业都市。

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的宗教最初也是多神教。耶和华原为迦南土著民族所信神道之一，这位神，迦南人称之为雅胡（Yahu）。[16] 犹太人征服迦南后，雅胡也接受了改造，于是便成耶和华。

一般人总说，人之所以需要宗教，主要在寻求安慰，可是，对宗教作历史性的分析，它带给人的，常常是恐惧多于安慰。

基于贫与富、乡与城的冲突，所罗门死后巴勒斯坦便一分为二：北方称以法莲[20] ，以撒马利亚（Samaria）为都；南方称犹太，以耶路撒冷为都。南北对立，苦战不休，犹太从此即趋式微。

政治分裂、贫富悬殊、宗教堕落、军事失利，这就是先知产生的时代背景。

大体上说，一般先知并不以其预言足以兑现为能事，大都只是指出时弊，吐出愤懑，描述希望。

以赛亚对犹太民族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弥赛亚救世主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他相信，将来必有大圣人出，终止犹太人政治上的歧见、种族上的压迫，同时将他们带至和平幸福之境

阿摩司和以赛亚的思想，可以说是基督教思想的发端。

《圣经》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传说，有历史，有诫命，有律法，有预言，有诗歌。这本书究竟成于何年何月已不可考，不过有一点无可置疑的是，在约西亚王时代即已出现。

他说，巴比伦是上帝之鞭。他宣称，犹太人应绝对服从尼布甲尼撒的统治。这位先知是谁？这位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为何发此怪论？据现代学者研究，他可能是巴比伦收买的间谍。

耶和华是犹太的称谓，艾洛希姆是以法莲的称谓。由两种称谓所代表的传说，自撒马利亚陷落后即混而为一。

一说，人类文明多半以河谷为摇篮，河流泛滥，就是洪水之说的来源。一说，洪水不过是一种寓言，有劝人为善之意。

任何限制人口增加的做法，在犹太都是异端和不讨上帝喜悦的。

在《旧约》字里行间，不断出现的有两桩事：一桩是大量杀戮，一桩是大量生育。一部犹太史，除少许年代外，尽皆充满杀戮之声。

自视为上帝之选民，造成过度的民族自尊。厉行族内通婚，阻碍了与其他民族协和共进的远景，就此观点而言，犹太人是失策的。不过，犹太是个精力充沛——充沛到横冲直撞，无比虔诚——虔诚到把自己孤立起来，敏感热情——由此创造了近东第一流文学作品，勇敢坚毅——以致历尽折磨仍巍然独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值得我们刮目相看的。

在古时犹太人起誓有一定的宗教仪节：对谁起誓，起誓者当用手搁在对方的生殖器上。

摩西一名不似犹太人而类埃及人。此名可能是Ahmose 的略称。

以法莲常自称“以色列”（Israel）。但本书以色列一词，专用以泛指整个犹太族。

Zion，即耶路撒冷。

据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研究，禁食猪肉不是由于卫生不卫生，而是由于图腾禁忌。因犹太人的祖先一度以猪（或野猪）为神，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关系，祭师才以不洁为口实而禁食猪肉。所有禁例，似皆值得进一步探讨。

“割礼，”布里福说，“由祭师定成法规一体遵行。割礼之目的，在于避免犹太人与异邦女子交接，以确保其种族血统之纯正。”

第七章 波斯

居鲁士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之称王波斯，诚如爱默生所云，是万众归心的结果。这位王的思想言行非常高尚，治国治军非常干练。他能征惯战，但绝不骄矜。他对战败者，异常宽厚。他不但能赢得国人的敬爱，而且能赢得敌人的敬爱。

大流士一世在一块石碑上，刻有这样的话：“余乃波斯人，亦即雅利安人之后裔。”祆教徒称其祖先来自“雅利安之乡”。[2] 据斯特拉博考订，“雅利安”（Aryan）与“伊朗”（Iran）是同义语。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攻陷萨迪斯时，曾从火堆里释放了克里萨斯。不但免他一死，而且还聘请他做“国策顾问”。另一桩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他攻下巴比伦后，无条件恢复了犹太人的自由。

居鲁士与拿破仑相同的另一点是，他们的失败都在于野心过大。

因为波斯海军是以腓尼基人为骨干组成的，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城市，腓尼基人不愿骨肉相残。

史学家都相信，大流士之所以向希腊用兵，原因是他已看出希腊城邦欣欣向荣，大有形成一新兴帝国之势。这个帝国一旦形成，对于波斯的西亚霸权，自然是一大威胁。

大流士进入爱琴海，兵败马拉松，丧师归来，企图再攻希腊未成，便忽然生病而死。

犹太教及基督教天使魔鬼的神话，就是从波斯传去的。

波斯政府在地中海世界，除后来的罗马外，可算是历来政府中最成功的。事实上，罗马有许多地方，例如政治结构、政府组织、行政方式，大致都是取法波斯。

据波斯传说，远在基督降生前数世纪，在雅利安人的故乡，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位先知就是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希腊人嫌这个名字不好念，特把他叫作琐罗亚斯德。

有了根据地，祆教便诞生了。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祆教的始祖。

一切宗教似乎都有这种特质：使信徒把威胁、恐怖，和快乐、安慰都等量齐观。

波斯的式微，和罗马的式微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上者，残暴、愚昧；在下者，腐化、堕落。波斯人和米底亚人一样，兴起时勤勤恳恳，兴起后，一代一代便只知贪图享乐。

有些帝国，原也包含许多不同国家，但因统治者目光远大，在其武力鼎盛时代，运用种种办法将这许多国家同化，使整个帝国成为一个有机体。

“如果我是你，”亚历山大的副帅帕尔梅尼奥（Parmenio）对亚历山大说，“我便接受了。因为向前，胜负很难预测。”“如果我是你，”亚历山大说，“我便接受了。但可惜我是亚历山大。我只知向前，不问胜负。”于是，他告诉大流士：“你的条件我不满意。所谓婚姻，我说成便成，用不着你说同意或不同意。至于势力范围，不用你承认现在已是我的了。”大流士求和不成，只有作战。

第三部 印度与南亚

第一章 印度的渊源

巨大的印度河从旁遮普向西流，长达上千英里。当地土著称它为身毒（Sindhu），波斯人将它改为亨毒（Hindu），并称所有印度以北地区为印度斯坦（Hindustan）——也就是江河之地。除了以波斯语Hindu称印度外，入侵的希腊人使用了India[4] 一词。

当原始的雅利安族压境的时候，达罗毗荼族已经有了文明，他们的商人远航到达苏美尔地区与巴比伦，他们城市的奢侈与繁华已闻名于世。

由于战争之后是和平，由于宗教解答了农业上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因而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渐渐增大。祭典繁复，故婆罗门僧侣在人数、财富与权势上相形增加。他们以青年的导师与种族历史、文学与法律的口头传布者的身份，依他们自己的想象，慰藉以往，展望将来，灌输对祭师的尊敬意识，进而建立他们这一阶级的尊严，以期在今后的印度社会里具有优越的地位。实际上在释迦时期，他们已经开始与武士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相互责难。

梵文、希腊文、拉丁文与英文，它们在数字、家族的称谓与一些联结动词上，具有惊人的相似。

“吠陀”（Veda）一字的意义是知识，是一部学问的书籍。

第二章 佛陀

当一个笨愚的人冒犯了他，释迦沉默地听他的咒骂。但一当他骂完，释迦就问他：“孩子，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人家送他的礼物，这礼物该属谁呢？”这人说：“谁送的，就退还给谁。”释迦说：“孩子，我不接受你的诽谤，你自己带回去吧！”

释迦相信如果生之痛苦大大地超过了欢乐，那么最好不要被生育出来。他告诉我们，泪水流出来会超过四大洋的水量。每一次欢乐似乎都因其短暂而变成摧残。

并非所有的欲念都是邪恶的，但自私的欲念，为了有利于自我的一小部，竟忽略了全部的利益。尤其是性欲，因为这导致了生育，更进而伸展了生活的锁链，让人一直进入无止境的苦难。他的一个弟子得出结论说：释迦会应允自杀的。但释迦曾责备过他，因为没有净化的灵魂仍将在另一个尘世再投生，直到他达到忘去自身为止，故自杀是无济于事的。

这就是在释迦的哲理中最弱的一点，他一直没有真正地面对存在于他的理性的心理学与未加鉴定的转世两者之间的矛盾。
释迦的晚年

这一阶段一直很被重视，可谓是群星璀璨的时代。在印度是筏驮摩那与释迦，在中国是老子与孔子，在犹太是耶利米与以赛亚，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前期的哲学家，而在波斯又是查拉图斯特拉。诸如这些同时代的天才，在古代的文化里大量地交流碰撞进而融合并产生影响，值得现代人探究。

第三章 从亚历山大至奥朗则布

如同每一个专制帝王，旃陀罗笈多王虽然大权在握，但总是忐忑不定地生怕被人行刺，每个晚上都要换卧室睡觉，并经常由大批的警卫人员保护。印度有一个传说——经欧洲的历史学家确认过——在他的王国里出现了连续的荒年，一切希望都幻灭之后，旃陀罗笈多离开他的王宫，流浪各地过着有如耆那教的苦行生活，达12年之久，终于因饥饿而死。

不仅婆罗门祭师要用屠杀的动物来作为牲畜祭献他们自己与他们所膜拜的神灵，而且成千上万的猎人与渔夫对布告严格的限制捕杀生物也感到怨恨，农人因为规定米糠不可以生火，因为里面可能有生物存在而大为不满。王国内的一半人成天盼着阿育王死。

国家的建立并不在于理想，而必须顺应人性。

就政治的意义而言，阿育王是失败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完成了一项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在他死后200年以内，佛教教义传遍了印度各地，并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始征服亚洲。

戒日王对玄奘的学问与应对感到相当振奋，当即召集佛教高级人员集议，请玄奘在会中阐明大乘学理。玄奘将他的演讲主题公布在演讲会场的大门口，并在下面附记一项：“如在本演讲会堂的讨论中发现有任何错误，经有人证实，请砍下本人的头为报。”讨论历经18天，据玄奘说他答复了所有的问题，并使所有与会听讲的人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穆塔兹在18年里为她的丈夫辛勤不倦地生了14个子女，在最后一次的难产中丧生。贾汗修建了洁白无瑕的泰姬陵（Taj Mahal）来怀念她的一生，纪念她的多产。

过去人民对阿克巴王大智的拥戴与忠心已被贾汗季王的残酷、贾汗王的浪费无度以及奥朗则布王的狭隘自私全部耗尽，荡然无存。

莫卧儿是蒙古人（Mongol）的另一支。莫卧儿是真正的土耳其人。巴布尔为蒙古人的绰号，意即狮子。

第四章 人民的生活

印度人由于田间工作的过分沉重，以及对于个人天生阶级的过分屈从，以致没有办法摆脱迷信的束缚，致使教士祭师的权力一代一代地增长坐大起来，成为历史上最持久的贵族政治。

在上百次的政局动荡中，婆罗门经由阶级的制度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扩大并传递了印度的文明。

婆罗门教徒在每膳之前后都要洗手、脚及牙齿。他用手将盛在树叶上的食物纳入口中，因为他觉得假如用盘子去盛，再用刀或叉去取食物，就等于是经过两次取拿，这样是不清洁的。

5世纪，一个印度君王触犯了一贯赞助他的婆罗门祭师与武士阶级，忽视他们的忠告建议，并忘记了民众百姓的爱护才是王位唯一有力的支撑。一个婆罗门祭师西萨（Sissa）为了要使这位年轻的国王张开他的眼睛，因而发明了一个游戏。在这游戏里代表国王的棋子，虽然位极尊贵，（但像在东方的战争中）他必须单独作战，并多半是在无援助的状况下。象棋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这位君王相当地喜爱这个游戏，因而要西萨说出他所要求的奖励。西萨谦恭地要求赏赐一些米饭，饭粒的数量根据在棋盘上的64格里第一格放的第一粒饭来决定，而后每放一格就加倍计算。国王马上答应，但不久就非常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王国。

第五章 诸神的天堂

佛陀死后200年内便有18派佛教的教理，分别承继师尊的遗教。南印度与斯里兰卡一时仍奉持始祖较为单纯之教义，即往后名为小乘者：他们尊佛陀为伟大的教师，而非神明，其经典则为较古教派的巴利文经本。但盛行于北印度、中国西藏、蒙古和日本的佛教则为大乘，这是迦腻色迦王的僧众大会曾予以定义和阐扬的。这些具有（政治）热心的神学家宣言了佛陀的神性，在他身边增添了天使和圣者，采用了帕檀迦利（Patanjali）的瑜伽苦行主义，并且用梵文颁行了一套新“圣经”。它在形而上学与博洽方面虽颇见优长，却宣布并确立了一种比释迦牟尼的严肃悲观的教义更为适合于大众的宗教。

大乘佛教之于原始佛教，正如同天主教之于斯多葛主义与原始基督教。佛陀也像路德那样犯了错误，以为戏剧性的宗教仪式可以被训诫和道德取代。这种具有丰富的神话、奇迹、典礼以及众多居间的圣者的佛教胜利，正如多彩与戏剧化的天主教之胜过朴素的早期基督教与现代新教。

婆罗门教颁定佛陀为神（作为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停止了生物祭祀，并且把佛教众生神圣的理论纳入了正统仪式，借以安抚浪子的回归。经过了500年的同化，佛教宁静而和平地从印度消失了。

可能曾经有过睿智的政府明令确定禁止食牛，以保存农畜来应付印度渐增的人口。

到最后差不多每一个神都变成另一个神的某种过渡阶段，或其性质，或化身，甚至一切的神在成熟的印度教徒的心灵来看，都化合为一个神了。多神教成了泛神教，又几乎是单神教、一元教。

印度人最急切欲求的无过于子女，甚至超过对涅槃的欲求。很可能由于此，他才渴欲性的能力，并且对繁殖的象征供奉如仪。

习俗会使任何事显得正当，时间则会使任何事显得神圣。

欧洲人每打一次喷嚏都要祝福一回，原来是为防范灵魂因大力的出气而喷走。

第六章 心灵

禁欲主义是与多欲相应的，至多也不过是控制情欲的企图而已，但是这种企图本身近乎是一种被虐待狂的情欲表现，这苦修者对于他的苦痛感到一种几乎是色情的喜悦。

如尼采所建议的，观看世界最聪明的方式乃是把它当成审美与戏剧性的景象。

第七章 印度的文学

迦比尔说：把一切想象撇开，稳稳地站在你的真我之中。据说他死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夺他的尸体，并且争论应当把尸体埋葬还是火葬。但是他们还在争论的时候，有人把尸首的盖布揭起，所见只有一大堆花。

第八章 印度的艺术

当我们评判他们的国家或者艺术时，如果凭借自然地属于我们所有而他们所不习用的标准与宗旨，则对于我们本身以及这些国家都是不公正的。

所谓乡巴佬就是一个以他的狭隘地域为准来衡量世界，并且认为凡不熟悉的东西皆属野蛮的人。

我们见到印度人把塑像涂了颜色因而感到不安，而希腊人事实上也是那样做的，还有，菲底安（Pheidian）的神像所具有的古典高贵性质，部分是由于其颜色的意外脱落所造成的。

直到今天无数的朝圣者还从远方的城市前来，把他们的希望与忧伤放到那些漠然、无动于衷的神祇膝上。

在这种虔诚心理中包含了印度人的弱点与力量：他的迷信和温和，他的内省和洞察力，他的退缩和深度，他在战争中的软弱和艺术上的造诣。无疑，当地的气候影响了宗教，共同地削弱了他的力量，因此他以委诸命运的态度屈服于雅利安人、匈奴人和欧洲人。

第九章 一篇基督徒的结语

他们本已习于在暴政下生存，但从不曾遭到过这样的暴政。

他教导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种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个阶段，适应于寻求上帝者的心智与情感。从一种宗教转信他种是愚昧的事，一个人只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继续下去，而到达他本身信仰的精义所在。“一切河流流向大海。流吧，让其他的也流！”

阶级制度的构想原是根据一种静止的农业社会状况，它提供了秩序，但是没有给出身平常的天才一条出路，没有给野心与希望一点利益，没有给发明和创新一点刺激。当工业革命到达印度的海岸时，这种制度注定要终结了。

阶级制度的大悲剧是，它一代一代地增加了贱民的人数，结果他们的人数众多并心怀叛意，就此毁损了产生他们的那个制度。

1913年，一个印度富人的小孩掉在井里溺死了。当时在旁边的只有小孩的母亲和一个路过的贱民。后者愿意跳下水去救那个小孩，但是母亲拒绝了。她宁可小孩死掉也不愿井水受到玷污。

第四部 中国与远东

第一章 哲学家的时代

像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常认为他们是最光荣的和最文明的民族”。

他们早期在艺术和工商业上所表现的一些素质，都似乎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斯坦。譬如河南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差不多与安诺（Anau）及苏萨（Susa）[3] 的产物完全相同。

如此，对传奇的理想人物的偏爱，便把许多世代的艰辛成就，委诸少数几个人。

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史乃妄作胡为与不时改革的混合史。

这种宗旨在当时已陈腐不堪，但对一些文字贩子来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非常新颖的，因为这些文字贩子并不知道所有的荣耀总以苦楚结束。

很快，这些民众导师发现神学的不可靠性、道德的相对性以及政府的不完善，并开始攻击旧制，各自企求各自的“乌托邦”，但多数为当局所杀，因当局发现杀戮比答复来得容易多了。

据《列子》，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他的敌对人士指责他今天证明了某件事，如果有合意的报酬，隔天便又证明极端相反的事件。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地受到拘束。它使妇女一味因循，贬低了自己。它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

孟子的这种革命说已为中国的君王和百姓所承认，他们认为一个君王要是丧失了民心，就等于丧失了天意，因而可以推翻。

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甚至尧舜当其诞生之际亦有蛮夷之性。

或谓老子姓李，乃因家有李树。

西施是最美丽的女人，但她水中的倒影，却吓跑了池中的鱼儿。

第二章 诗人的时代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戏剧

第三章 艺术家的时代

朱熹说，这个宇宙之法也就是道德和政治之法。道德与自然之法相和谐，而治国之道就是把道德之法应用到治国的行为上。自然之最终的本意是善，人性也是善；顺从自然即是智慧与和平的秘诀。

虽然这些学者对于人性和治国之道，提出了以前哲学所未曾提到的这种很公正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智慧太对这些琐事着迷了，以致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学术官僚，而与每一种有自由和创造性的思想为敌。

宗教破坏了它，使它再也得不到灵感，而那种外在美感的诱惑又被禁，雕刻在中国自此一蹶不振。

中国的庙宇和宫殿并不想胜过自然，而是想与自然求得完美的和谐，故其建筑的形式只求中庸朴实。

有一则很精彩的故事说，当吴道子到了暮年的时候，他画了一幅颇大的山水画，他悄悄地走入画中的山洞，自此人们再没看到他。绘画从来没有这样神秘和美妙。

瓷器（porcelain）首次传入欧洲时，欧洲人以porcellana为名，而porcellana是从它像圆圆的porcella或小猪的背命名而来。

第四章 人民和国家

中国文字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变化和成长中保持的统一，深邃的保守主义，以及举世无双的连续性。

中国人精于发明，而不善于利用发明出来的东西。

在交友上和寻乐上，都受到父母限制，但往往会造成同性恋和寻男娼，使得父母的苦心完全落了空。

英文coolie这个词，可能是源自印度坦东尔语kuli这个词，意指被雇用的仆人。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孝子，虽然每天遭受母亲的责打，但绝不哭泣。有一日，当她母亲再打他时，却一反往昔号啕大哭。母亲问他原因，他哭着说，因为打得不痛，可见母亲已渐老迈。（此为闵子骞故事。——译者注）

第五章 革命与更新

1932年，（小）洛克菲勒（Jr. John D. Rockefeller）捐出500万美元，建立了协和医学院（Union Medical College），招收男女学生。

第六章 日本的缔造者

在日本的民族中，混合了三种成分。其一为原始的白色种族——虾夷族（Ainu，又称阿伊努人），于新石器时代即从黑龙江一带进入日本；其二为黄色的蒙古种族，这是在公元前7世纪由朝鲜进入日本；其三为黑褐色的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人，由南边的岛屿渗进日本。

1000年前，日本对中国文化就如同近代其对欧美文化一般重视。首先是急遽吸收，然后渐渐地对外来文化加以蔑视，主要在于日本人带有嫉妒心理，想保持其原有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并极力采取新方式以达成维护其固有的目标。

封建制度形成的原因，无论在日本或欧洲都如出一辙：中央政府权力式微，不能维持安全与秩序，代之而起的即为地方势力的抬头。

织田信长（Oda Nobunaga）、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Tokugawa Iyeyasu）等3人，在年轻力壮时，即以统一全国为己任，3人并誓言，任何人若得天皇同意统治日本，则其余2人应归顺于他。信长先试不成；秀吉再试虽有所成，不幸早亡；家康恰逢其时，平定全国，建立了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缔造了日本史上为期最久的和平。

第七章 政治与道德的基础

丰臣秀吉与千利休均相互敬仰对方的才华。但后来秀吉指控千利休欺诈，而千利休反唇相讥指控秀吉诱奸其女。最后千利休切腹自杀。

第八章 古代日本的思想与艺术

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位怀有雪舟作品的收藏家，身陷大火，无法逃生而自知必死，用利剑剖开腹部，把无价之宝的雪舟的轴画塞入其中，火劫过后，这具烧焦的尸首里，那幅轴画依然完美无损。

在1764年，春信（Harunobu）首创了多色画的印刷术，为北斋（Hokusai）与广重（Hiroshige）生动的素描写生画铺路，给予当时毫无文化生气、寻求新奇的欧美人士以一种启发与刺激，也因此诞生了浮世绘（Ukiyoye）派的“现世之画”。

歌麿厌倦常人那种拘谨的态度，因此，在他为高尚有礼的妇女写生作画时，故意把她们画得像鬼魂般纤细，偏着的头，细长而歪斜的眼睛，拉长的脸庞，加上一幅神秘怪异的身躯，飘飞的杂色的长袍。

日本于是很聪明地从事美的创造，而不是真理的追求。

1860年以后，日本重开贸易的时代里，那些印刷品大量涌入欧洲，深刻地影响了莫奈、德加、惠斯勒，结束了欧洲绘画从达·芬奇到米勒的“褐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