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后人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士兵究竟是一个叫作杜吴的商人，还是一个叫作杜虞的屠夫，但这都不重要。公宾就很快跑进室内，找到了那个被杀死的人，他虽然已经被褫去印绶，但身旁的威斗、衣服的颜色，以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使他足以确认，这具尸体就是终年六十八岁的皇帝王莽。

在周六的下午（实际上是 6 月 1 号，而不是 5 月 31 号）读完了这本书的最后几句话，只觉酣畅淋漓，非常过瘾。全书以西汉的政治制度和儒学发展为铺垫，解释了王莽上位的前提条件，书中也详细阐述了王莽一生的起伏。书中内容线索的展开是线性的，像是精品视频的文案，而不是学术报告，需要前后穿插关联来理解。阅读体验好很多。全书行文也时不时显露出作者的 “不过时”，玩梗、膜长者、电影、小说等内容都信手拈来，穿插在整体严肃的论述中格外透出一种清新活泼，这种活泼感与扎实厚重的学识积累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极大地提升了我对于作者本人的好感和好奇。

书看了一多半时，尤其是看到王莽挑起与 “四夷” 之战把国家推向深渊时，我对王莽其人是愈加厌恶的，但是当看到王莽静悄悄死在乱军之中时，我对王莽的感受变得更加复杂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平民砍下脑袋的皇帝，王莽当然罪无可恕，靠着对于僵化教条的痴迷和刚愎的性格，王莽在经济、民生、政府机构、外交上一通瞎折腾，把西汉大好的局面搞得千疮百孔，其狠辣和多疑的性格也让他与家人、心腹、追随者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了真正的 ”孤家寡人“，王莽的死毫不可惜，而且大快人心。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评价王莽对于 “内圣外王” 的儒家理想的迷信其实也是不公平的，现在我们有王莽的教训，但是王莽是没有参考的，西汉末期也并非只有王莽信儒家理念和谶纬这一套，这是整个 “学术圈” 普遍的认知，不然王莽的上位也不会那么顺利了，那毕竟是两千年前。

王莽绝非只靠道德表演就当了皇帝，即使有私下授意和串联，支持王莽上位的民意仍然是巨大的；王莽也绝非什么穿越者，经世济民天下大同本就是每个时代的共同理想，他不必从什么别的朝代穿越过去才能知道这些；王莽是个政治家，但是 ”进步“ 太快，没时间体悟事缓则圆的道理，不理解改革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更不理解推动一个国家不只是下发几条命令就可以的，一通折腾下来民意尽失；王莽僵化刻板，用严刑酷吏等法家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儒家理念，最终只能是缘木求鱼，把国家推到了与秦末一样的危局中，可惜他没有秦始皇的手腕和智慧；王莽狠辣到了歹毒的地步，为了自己身上圣王的光环，不惜杀亲杀友，惹得自己的儿子都产生了弑父的念头，最终嫡子全死在了自己手中，当初的朋友也起兵要诛灭自己；王莽多疑成性，自己是权臣上位，因此也极度防范群臣，把大事小情都抓在自己手中，事情处理不完，反而给了下边的人积压和寻租的空间；王莽刻薄寡恩，裂土封侯的许诺过去了十年都没有兑现，把一批心腹和精英阶层推向了对立面；王莽迷信符说谶纬，靠谶纬上位，又被谶纬反噬……

看到王莽死时，耳机里恰好传来《江山水意》的曲子，新莽的一生克己、坚定、虔诚、愚昧、刚愎、狠辣，但当那个花白的头颅悬挂在公宾就手中时，一切都如云烟般散去了。不知道王莽死前有没有想起过被自己逼死的儿子、被自己逼反的朋友，有没有想起过当黄门侍郎时与杨雄刘歆坐而论道的快乐时光，有没有想起过在叔父王根床前服侍时的谨慎，有没有想起被擢拔大司马不久又被逐出长安的屈辱，有没有想起 “行周公事” 时的春风得意，有没有想起一步步走向皇帝之位的紧张和自信……

王莽身上的迷信、刚愎、外交懈怠这些特点在刘秀身上也有，甚至更有过之，正如书中所言，高帝刘邦本质是个战国人，光武帝刘秀本质上也是个新朝人。说一千道一万，一言以蔽，因为刘秀赢了，王莽输了，虽然他输得不冤。

书的结尾写得极好，寥寥数笔，气势恢宏，穿越两千年时光，勾勒出了儒家的兴衰延宕，这个在教科书中死板腐朽的学派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它的影响贯穿渗透了中华民族的每一寸肌理，它没能成功地实现圣王理想，但它曾在历史上掀起过无与伦比的巨大波澜。

对于王莽乃至整个西汉，这本书都是一部极好的总结报告，也是深入研究的线索。北宋苏舜钦在读到《汉书·张良传》时大呼 “汉书可以下酒”，在我看来《祥瑞》其书亦然。

原文摘录

引子：皇帝之死

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第一章 汉室

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

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

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

刘彻通过酌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清除了近畿的列侯，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

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李开元认为，汉朝的“朝”，来自当时诸侯负有向汉廷“奉朝请”的义务，所以“汉朝”在当时不是指天下，而仅指汉中央及统辖的领土。

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

“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

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

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

“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

汉文帝十三年，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

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就是说，废除肉刑，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时，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东汉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缇萦赢得了孝顺的褒赏，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但在当时，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是在泰山顶上封土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父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封禅”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在刘彻的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

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此时李广利正出征匈奴，听说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朝廷拘押，一时手足无措，战败后投降匈奴。

隽不疑说：“诸君对卫太子有什么怕的？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继承，蒯聩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君位，被儿子挡在城外，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卫太子已被废掉，所以，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不重要，即便是真的，这次来也是自首，是罪人。”说罢，把黄衣人送往诏狱。

一见此景，一听此言，市民们也就散去了，公卿官员和右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刘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信任霍光等人，刚到长安没几天，甚至还没去高帝庙告庙，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排挤前朝官员，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

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

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但平心而论，刘奭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奭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刘奭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

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

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今文经学的“大复仇”，“大”的意思是“尊崇”，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也因为堂弟刘显之死而愤怒，况且，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不能袖手旁观。

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支，就在按部就班地走普通士大夫的道路。这一支比刘子张离舂陵侯的嫡系更远，其中和刘子张平辈的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可惜刘钦死得早，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縯、次子刘仲和三子刘秀。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吏“打成一片”，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若不是后来王莽重大决策接连失误，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令天下疲惫，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叛乱四处点燃，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刘”字，是非常不错的招牌。刘玄、刘縯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营造出“人心思汉”的悲情气氛；逃亡多年的刘赐、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有观点甚至认为，这场改制是刘欣的帝王权术。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一文推断，刘欣故意开启此次改制，又故意在一个月后以改制无效果的名义取消改制，目的就是证明儒家关于汉室中衰的谶言是错误的；见《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此说缺乏足够史料支持，但刘欣从头至尾把控改制的看法是妥帖的。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

汉朝的皇帝要想登基，首先得成为太子，或是被封侯封王。当年汉宣帝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承大统，就是先被封为阳武侯，当天即以阳武侯的身份登基。

在刘欣的前任成帝、元帝时期，大司马“全权”代表汉帝处理实际政务，权力极大。

可以说，刘欣生前差不多就像是在董家过日子。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董贤如果确有政治品质，就应该意识到身为先帝宠臣，自己早就是各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绝无超脱的可能。因此，在宫车晏驾的消息传到太皇太后那儿之前，他应该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以领尚书事的便利封锁消息、发号施令，以左将军之命密调军队，以大司马的身份召集并稳定外朝大臣，捕杀王莽，软禁王政君，即使不成功，历史也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王莽显示出他性格中细致又多疑的一面：怀疑董贤诈死。还没有正式职务，只是作为皇帝后事主持人的王莽，立刻派人挖开董贤的坟墓，看埋进去的是不是本人。

董贤的家人被流放那几天，长安的平民们纷纷聚集到董贤的豪宅，一边假装哭泣，一边趁乱盗取财物。

刘欣和刘箕子按照辈分是兄弟，照理说不应“兄终弟及”，但汉元帝的后代里已经没有再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了。后来，王莽进一步向朝野说明，箕子所继承的是汉成帝，而不是刘欣，在祭祀上更加视刘欣不存在。

王莽在幕后，孔光在台前，王政君“秉公办事”，朝廷气氛为之一变，王氏家族牢牢把控了汉廷大权。

和后世谥号的虚饰相比，西汉皇帝的谥号和庙号大都会比较认真地议定，也相对符合皇帝生前的行为。

严格来说，“哀”倒不算恶谥，而是中谥。谥法里说：“恭仁短折曰哀”，主要表达一种追思哀悼之情，也符合刘欣短命的实际。但刘欣的“欣”字恰恰是“喜”的意思，以“哀”志“喜”，总归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 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萧何是汉初功臣里罕见的直到王莽时期仍然葆有爵位的人，中间世系几次断绝，都被皇帝寻找后裔续封，地位长达两百年不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 王氏

当时妇女改嫁十分平常，尤为典型的是汉景帝的皇后王娡，已经在民间嫁人且生育一女后，又改嫁时为皇太子的汉景帝，最终生育了汉武帝刘彻。

在此之前，西汉的皇后们在微贱时多少都会有一些接近祥瑞的事，有的仅仅是相面或望气，比如汉文帝的母亲薄皇后，相士见了她说“能生天子”；比如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巡幸河间时，有术士“望气”说当地有奇女，汉武帝才将她找来。有的只是巧合，比如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原本是皇宫宫女，被吕后选中赐给诸侯王，窦氏想分配到赵国，因为离家近，就特意和管事的宦官打了招呼，结果宦官忘了，把她分到了代国，窦氏被迫去了代国，却阴差阳错成了代王的妻子，而代王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在西汉，绣衣御史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他们不是常设官员，但拥有皇帝亲授机宜的荣耀和对所巡察地区大小官吏生杀予夺的特权，是皇帝用来恐吓臣下、可以不走法律程序而杀戮的特务人员，属于那类极不受欢迎的专制工具。

汉朝的人均寿命不高，死人很常见，所以一个女人许嫁的男人接连死去，似乎也不是非常奇怪。但考虑到有的女人日后嫁给了皇帝，那么接连死去的男人就成了这个女人被上天别有眷顾的证明。

汉朝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皇帝的儿子成了太子，母亲不论何种出身，必然为皇后。

朝堂之上，外戚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高领衔，大臣以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倚重，内廷有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把持。这三拨儿才是汉元帝时期的主要势力。

幸好史丹在场，他马上免冠上谏，替太子打圆场：这事儿不怪太子，是我看见陛下您过于哀痛，所以太子刚才觐见之前，我私下里让他千万不要在陛下您面前哭泣，以免让陛下更伤心。臣该死。
这番话效果非常好，不仅替太子开脱，还把太子包装得很仁孝。史丹果真是王氏的贵人。

有一次，汉元帝带着傅昭仪、冯昭仪等人去看斗兽表演，这种游玩之事当然不会带王政君了。突然，有只熊跑出了圈，攀着围栏要出来，虽然一时没有危险，但傅昭仪等人吓得四散而逃，唯独冯昭仪站在熊的面前，挡住汉元帝。侍卫一拥而上将熊格杀。汉元帝非常感动，更加宠爱冯昭仪。因为这件事，傅昭仪还十分嫉恨冯昭仪。

于是，在史丹的一番操作下，原本要废掉太子的汉元帝，竟然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汉元帝在西汉诸帝里品德相对最为宽厚，也是西汉第一位主动遵循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在他治下，西汉的政治气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姿色平平的宫女到担惊受怕的皇后，再到地位至尊的皇太后，王政君本人并没有发挥怎样的作用。幸运，唯有幸运不断眷顾着她：

幸运生活在一个外戚可以合法取得特殊地位的朝代，幸运嫁给一个宽仁的丈夫，幸运遇上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的帮助，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潜力巨大的娘家，幸运地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幸运地生了个沉湎于享乐却又极为孝顺的儿子。

许多人擅权，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而是没有安全感。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权力越揽越多，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

权力的争夺是普遍存在的，但权力争夺的性质却各不相同。在一种情况下，权力争夺源于路线不同，是对“国家往何处去”有相异的看法。例如汉景帝时期对藩国是绥靖还是削弱，汉昭帝时期对盐铁酿酒是官营还是民营，汉宣帝时期是专任儒教还是“王霸之道杂之”，等等，这样的权力斗争，不论结局如何，所解决的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属于真正的政治斗争，无论胜败，都是政治家之间的博弈。

但在多数情况下，权力争夺仅仅是由于掌权者拓展权力边界时遭遇了挑战，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不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这类权力斗争只是纯粹的争权夺利，不属于政治斗争，落败者未必值得同情，胜出者也不过是权臣而已。

据说，周幽王时有红衣童女突然出现，唱着“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歌谣，意思是“那卖桑木做的弓，背箕草织的箭袋的人，将灭亡周国哟”，西周果然很快就灭亡了。

王凤虽然机心弄巧，心狠手辣，但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对底下的官员不乏识人用人的眼光和雅量，除了杜钦，成帝一朝的不少名臣如陈咸、朱博、陈汤等，都是被王凤所擢拔重用，包括向王凤发难的王章。

王氏家族虽然以王政君为核心，但真正为其创立基业的是王凤。

舜的后代在西周被封在陈国，这一支就以陈为氏了。春秋时期，陈国的一名公子陈完因为陈国内乱逃到齐国，至战国时期以田为氏，并逐渐代替了姜姓齐国的公族，被周天子封为齐国国君，也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田氏齐国亡于秦。

西汉时期的西安一带，气候与今天有很大差别，比现在湿润温暖，能够生长今天的亚热带甚至热带植物，犀牛、熊等也出没在山林里。

《汉书·王章传》交代了王章这位颇有性格的妻子的结局：多年后，王凤已死，王凤的弟弟王商为大司马，将王章的妻子家人赦免，允许回乡。王章的家人在广西靠采珍珠积聚了百万家财，回到故乡，赎回故居，是流放者里罕见的一幕。

因为氏比较实用，血缘又越来越远，所以姓的意义变小，氏日益重要，慢慢地姓氏就成了一回事。

但用不了几年，汉成帝就“习惯”这一切了，火灾算什么？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光日食就发生了十次，为西汉帝王之冠；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以及奇异的青蝇聚集、童女进殿之类的事情，灾异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成帝的两倍。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

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这折射出西汉晚期的时代风貌已经与以往不同，即使是王氏家族这样的外戚也会主动接近普通的士大夫和贤人。在这个时代，能够称得上“贤”的不会是汉初那种鸡鸣狗盗、行侠亡命之徒，只能是儒生，或者说以儒生为主。

陈汤，就是汉元帝时期未承王命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这件能封列侯的壮举在汉廷并没有得到鼓励，人也仅仅受赐关内侯。但他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在后世家喻户晓。

王莽意识到，必须超越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追求更高远、更宏大的目标。有朝一日，即使王氏家族还被认为是灾异的来源，但他王莽本人不是。

汉朝虽然皇权专制，但和后世相比，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面对众多反对意见，汉成帝寸步难行。

新都，并不是“崭新”和“都城”的意思。新，指的是南阳郡的新野；都，指的是新野的都乡。南阳郡靠近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新都这个地方还算是块宝地。但距离长安有四百多公里，亦不算近。

对母亲孝，对亡兄悌，如果把这些行为都说成他沽名钓誉，那就太苛刻、太不公平了。

王莽的好友也会向他表达这个意思：为天下着想，为了儒家的理想，王莽要敢于想象并争取未来担任大司马，从而辅助皇帝开启良政善制。王莽的野心，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生发的。

王莽的性格里有一种激烈气质，听到这种非议，他索性不要这个美女了，立刻把她送给朋友、后将军朱博，并说：“后将军还没有后代，我听说这个姑娘挺能生的，所以特意买来送给后将军传宗接代。”言下之意，我王莽不好色。

班固后来说，这是“匿情求名”，也就是隐藏真实意图以求名誉，实在虚伪。

王莽封侯已经六七年了，班固凭着还是王莽朋友的后人，在这六七年的漫长时间里竟然找不出其他的案例来批评王莽，恰恰证明王莽在这一时期的谨慎和谦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但做到这个程度，难免会被认为虚伪。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以丞相之尊，盖布缝制的被子，就被时人讥讽为沽名钓誉。王莽这么做，也有类似的声音。

皇帝晚年专宠赵昭仪，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

当年昌邑王就是因为即皇帝位后没有去拜谒高庙，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

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与实际权力无关的封赏。假如权力只集中在一家外戚手中，如霍光、王凤，他反而很难动手。恰恰是外戚云集的极端局面，使得刘欣可以借力打力，利用外戚新旧交替的惯例，在尽量维持皇室内部和谐氛围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秦庄襄王的故事的确与刘欣的经历十分契合：他的生母是夏姬，在吕不韦的运作下，他被没有子嗣的秦国王子安国君和妻子华阳夫人收为养子。安国君后来继承秦国王位，秦庄襄王也得以成为一代秦王。即位后，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夏姬为夏太后。这就是董宏上书的主要依据。

王莽在权势日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得罪傅太后呢？直接的原因是他别无选择，他和元后同在一条船上，不论得罪傅太后与否，将来迟早要被罢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莽非常在意这一行为对自己声誉的影响，如果不这么做，对元后就是不孝，对傅太后就是谄媚，那么他备受众人褒扬的德行就会大为消减。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丁氏和傅氏，以免被新贵侮辱，路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人同情地哭，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王莽复出的民意基础。

傅太后似乎从未认识到，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争取同盟，打击异己。换言之，傅太后不具有政治头脑。

冯太后冯媛家世显赫，人人都熟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冯太后就是冯唐重孙的女儿。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源于政治，很多就是私人恩怨。我们无法得知冯太后与傅太后这两个女人一辈子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和仇恨，但傅太后任凭自己发泄私欲，将无辜的冯太后逼死，却放过政敌王政君，本末倒置，这绝不是政治家的素养。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

无独有偶，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个叫作游叙弗伦（Euthyphro）的人，他的父亲无意间杀死了一个佣人，他就去城邦的法庭控告父亲。路遇苏格拉底，被截住聊了很久，聊的话题也很相似：你控告你父亲这件事虔敬吗？

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这似乎并不违反“容隐”原则。进一步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而是忠实的实践。

“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不是疾病“神经病”，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格中的焦虑、脆弱、偏执、强迫、冲动、追求完美或极度自卑等表现。显然，我们无法对王莽进行临床诊断，只能通过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

侍中、成都侯王邑则频频造访堂兄王莽的宅邸，他是汉成帝时期大司马王商的儿子，为人果断，富于冒险精神，也有些军事才干。此外，王邑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极为服膺王莽，甚至是崇拜。多年以后，王邑将成为新朝的顶梁柱，数次挽救王莽于危亡之中；也将在昆阳大战中败给刘秀，最终与王莽一同死于非命。

王邑敢假冒王政君的名义向皇帝为王莽求官，有两个条件：一是确信王政君不会帮忙，因为王政君如果能帮忙，王邑断不会走这步险棋；二是确信刘欣不会怀疑和追问，但事实相反，刘欣听说后，专程去见了王政君表示同意，王政君却说对此毫不知情。

傅、丁两家彻底败落，硕果仅存的是前任大司马、曾经回护过王莽且被傅太后和汉哀帝都不太信任的高武侯傅喜。王莽对待傅喜，犹如昔年汉哀帝对待赵飞燕，一面打击其家族，一面宽恕其本人，王莽对傅喜的评价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为死人平反，是政治成本低但收效佳的行为。

事实上，对自己的亲人、熟人，处置起来一样毫不手软，才是王莽赢得荣誉的常见手法，何况他人？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西汉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王朝，在第一个试图以外戚身份取代皇族的人出现之前，没有外戚敢想象这种可能，开国皇后吕雉不敢，长寿之星王政君也不敢，他们更愿意依附在皇室身上。

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朝廷在原来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四辅即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这四名高官，性质属于内朝官；三公还是原来的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性质属于外朝官。这样，内外政事分别由“四辅三公”平决，表面上看这采取的还是“集体决策”。

申屠刚点出汉代宫廷制度的一个传统：外戚和官僚要“亲疏相错”，彼此制衡。显然，他是把卫氏家族看作“亲”，而把王莽看作“疏”。

申屠刚的下一次出场，已经是刘秀的大臣。为了阻止刘秀出游玩乐，他用头去顶刘秀马车的轮子，刘秀吓得打道回府。

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对王莽应当比较了解。他的这句话，应能代表近臣对王莽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可以想象，王莽在朝堂上尽显君子风范，但对待家人十分苛刻，尤其是常年用政治伦理、儒家教条来约束家人的行为，且毫无通融的余地。所以，王宇应当备受折磨，精神十分疲惫，他愿意推动王莽善待卫后，也可视为一种对父亲的反叛。

话说汉朝的上层社会，包括皇族、王族、列侯、高级官僚，总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多人彼此认识、相互联姻，哪怕两个人并无交往，他们的圈子也有交集。涉及上层人士的案件，审理者如果想扩大惩治范围，很容易罗织罪名。

对自己的亲戚毫不手软，是王莽仿效周公“诛管蔡”的拿手好戏。

按照汉朝“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被诏狱传唤的大臣很多会自杀避辱

吕宽案期间，有个年轻人叫作逢萌，从北海郡来到长安太学学习，恰好目睹了血流成河的场景。他发现，在儒家纲纪的名义下，王莽所做的反而是杀害皇族、杀害亲人，杀害儿子等违反“三纲”的勾当，还得到了天下人的赞赏。这就说明天下道德已经沦丧，大乱将至。于是他把冠冕挂在长安城青门上，表示信仰破灭，回了北海老家，带着家属乘船经海路去了辽东避祸。走之前，他留下一句话给友人：

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

汉朝的士民能够欣然接受王莽效仿周公而居摄、而称帝，与对商、周、孔圣这种并不陌生且很熟悉亲切的感觉有关。

这些请愿有王莽及其同党授意的因素，但能调动起如此庞大的民意，并不纯粹出于蛊惑。考察21世纪，无论多荒谬的事情在互联网上都可能信者云集，有理由相信很多汉朝士民确属真心。毕竟在孔孟之后，汉朝的士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莽这样“最接近圣人”的人了。

西汉的世俗世界里，连空气都是铺张扬厉、嫌贫爱富的。

宫廷里，比如未央宫，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皇帝的宫殿名称，只会在磅礴宏大、享乐纵情的西汉出现，不免令人想起“通宵”，想起“夜店”。连瓦当上也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

在民间，不论是都邑还是乡下，男子都热衷出塞入仕当大官，女性也不掩追求华服美饰；商人顶着禁令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吏员如果太穷很有可能被上司劝退，因为昂贵的车马需要自备。镜子上，人们刻下“富且昌”“家大富”“宜侯王”“位至三公”之类的字眼；瓦当上，人们烧出“富贵万岁”“千万岁富贵宜子孙”之类的字样；汉印里，留下了“孙贵”“王富”“周常富”之类的名字；最直白的是有个铜洗，上面有五个字：“日入百千万”！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在这种风气下，再加上儒家最为重视婚丧嫁娶，所以婚礼日渐变得复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一样都不能少，一次婚礼铺排下来的花费，即使中产之家也不堪重负。

王莽所期望的东西绝非金钱。在他的人生取舍里，钱属于可以被“舍”的那部分。

到了这年秋天，皇后王氏第一次有了“子孙瑞”。这不是怀孕，而是月经，古人认为这是“阴道通”。

所谓“尧后火德”，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汉朝的刘姓是尧的后代，属火德，尚红；按照“五德终始”推算，接下来继承尧的是舜，属土德，尚黄。

所谓儒家理想，说起来很复杂，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论”，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上奏时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九锡的颁赐，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征伐权力都赐给了王莽，换言之，九锡所赐予的不是器物，而是权力。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按照《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来管、蔡不满，就和商纣的儿子武庚一同叛乱，后来被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二叔，一杀一放。但是，这段历史较为复杂，如据清华简：管、蔡及霍叔是作为三监被委派到商朝旧地的，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发了管、蔡的流言，但是这种周王室内部的矛盾被武庚所利用，商朝遗民叛乱，杀掉管、蔡、霍叔“三监”，然后才有周公东征平叛之事。

但现在更多认为，“皇帝”来源于“煌煌上帝”，就是光明之帝的意思，不是取“三皇五帝”二字组成。此外，还有皇取“泰皇”之说。一些先秦古籍里已经有“皇帝”这个词，参邢义田《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见氏著《天下一家》。但是，不排除在西汉时，普通人就是认为从古代的诸皇诸帝各取一字。

绣衣使者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搜集来的谣曲，不能说全是假的，也不能说对王莽的歌颂都是虚伪的。汉朝人尚普遍信鬼神，笃信王莽之“圣”并不奇怪。

西汉的持续军事打击，使匈奴早已四分五裂。汉元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娶了王昭君，成为汉朝藩属，与汉廷关系一直不错；汉成帝时期，“虽远必诛”的陈汤击杀了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北匈奴一蹶不振。到了安汉公时期，大家提起匈奴，默认的就是南匈奴。

重新确立与匈奴的约定，更加严苛地约束西域诸国，树立威信，巩固边疆，在汉朝看来王莽确实做得不赖。同时，王莽还软硬兼施，让单于给汉朝上书，说把自己的名字“囊知牙斯”改为单名“知”，以符合汉朝推行的“讥二名”，从当时单于王族成员的名字“咸”“乐”“助”“舆”来看，他们也都改成了单名。这份上书令王莽更觉荣耀，成为他“怀柔远人”的王化之举。

王莽高兴地上奏说，现在汉家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唯独没有西海郡，那就把羌人的献地设为西海郡，让汉民移民过去开发，对归附的羌人设置官吏担当统领。

“四夷”外交事务从来不是纯粹的外事，那些与外国真正相关的实质事务，臣民一般是看不到的；能让普通臣民看到的所谓外事，目的多半是应对国内的民意，匈奴、西羌与汉廷心照不宣、两边满意。

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后人常说王政君姑侄二人一唱一和，欺世盗名，但至少这件事不像。因为她“下意识”说出了“诬罔天下”的真话，揭示出她知道这是骗术，而且非常意外。

考虑周代的政治观念、运行机制、宗法制度，周公即使南面称王，在当时也不是惊天动地的篡逆之举，顶多引来召公、管叔、蔡叔等一时的流言。处于封建制度兴盛期的周，并没有后世“一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对权力的超高垄断性。此外，儒学最早萌发于鲁国，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此儒经里的周公形象一定会受到影响。总之，从现有的文献看，周公居摄称王可能性相当高。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

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古人说的雁，其实就是鹅。

在两汉，关东和关中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显著，汉初是关东的异姓诸侯和关中刘氏汉廷的矛盾；清除异姓诸侯之后，又变成关东的刘姓宗室与关中皇室的矛盾，所以诛灭诸吕时，是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和他同属齐悼王世系的刘章、刘兴居起了关键作用。

即使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这种“历史复现”的希冀也很常见。例如欧洲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国、俄国组成的联盟几乎要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灭亡了，结果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病逝，继位者彼得三世亲普鲁士，而且是腓特烈大帝的“粉丝”，于是退出战争，导致联盟解体，腓特烈大帝奇迹逃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已经躲在地下室里，得知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重现。

周公“圣史”的逼真复现令王莽在忧惧中获得了强大的自信。他模仿《周书》作了一篇《大诰》，承诺将来一定会“复子明辟”，就是还政给刘婴的意思，也是“复辟”一词的本义。

宗室们则基本上断绝了扭转这一趋势的残念，有些宗室甚至比一般的谄媚者表现得更加忠诚，格外懂得抓住时机，在一些关键时刻站出来为王莽摇旗呐喊。

后世王朝覆灭后屡见不鲜的“遗民”“殉国”现象，在西汉末年几乎没有。由此可见王莽之感召，人心之更替，天命之转移，殆非无权无势无兵无财的宗室所能撼动。

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第五章 经师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

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但史书却记载，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刘彻越是欣赏他。因为，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不要好大喜功，是符合儒家之道的；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他在廷议时“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而且“其行慎厚，辩论有余”，能分析出道理，举止却很厚道，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不是一味奉承，虽小节有亏，绝非佞臣。刘彻天天看在眼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

一个人在死前会想什么呢？董仲舒或许会认识到：自己离权力中心其实很远，根本没有机会推动朝廷的更化改制。他虽然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一整套方案，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也没有其他的大臣支持，更不必说驯服君王了。在牢狱之灾中，更能深味儒生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力。

拜相当日，皇帝就以平津六百五十户封公孙弘为平津侯，此时公孙弘大约74岁。此后直到东汉，凡拜丞相必先封侯成为惯例。

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写下二百三十二个案例，详细解释如何用儒术来平决案件。从这一点上说，董仲舒所做的与公孙弘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儒术融入汉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公孙弘也有《公孙弘》十篇，记录他以儒术理政的经验，据说内容极为精要，每个字值百金。

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法家理想的君主的确是专制的，但也是最知法懂法、依照律法严格执法的君主，是法的典范，是首席大“法”官和首席执法官。但如何培养教育这样的君主，以及君主不守法怎么办，法家也没有有效措施。
二、今古之争

要想当大官，还得平衡和皇帝的关系，不能太执着儒家的理想。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在班固的笔下，汉元帝是一个稀里糊涂、优柔寡断，不小心让老师死于非命的角色。但千载之下，我们不妨猜测更可能的真相：汉元帝先是假装不知道“召致廷尉”是下狱的意思，从而将萧望之免职；又故意放风说任命他为丞相，接着就他儿子的上书大做文章，将其下狱，言外之意是他咎由自取；下狱之前，又假装爱护询问，对宦官调兵这样的大事假装不知道，直到人死之后，又假装怪罪身边人，怪罪之后却不惩罚；尘埃落定，对萧望之上书的儿子不仅没有处理，反而令其承爵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萧望之的坟墓拜祭，以笼络人心。种种操作，是一套清除政敌的组合拳，精明无比，哪里有一丝糊涂？班固所记，可能的确发生过，那就得承认汉元帝太会演戏了，不枉班彪评价他“多才艺，善史书”。

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

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谶、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能走向帝王的神坛。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王莽借此事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也就是公侯伯子男的爵制。

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未必深知。阮籍母亲去世，在人前他依旧喝酒吃肉，以致被闲人向皇帝“举报”为不孝，可他在无人之处悲痛呕血，难以自持。所以，班固说王莽“意不在哀”，未可全信。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

以王氏的身份为刘氏奉祀，再怎么弥缝也无法调和龃龉。王莽只有占据皇帝之位，开创自己的皇朝，祭祀自己的祖先，将汉家扫入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以来，王莽效仿“周公”走到了居摄的位置，但恰恰是周公阻止他迈出最后一步。周公毕竟“复子明辟”，归政于成王，如果王莽想更进一步，那就必须绕过周公、扬弃周公，另寻途径！

但有些祥瑞，准确地说是符命，则会被官员小心翼翼地呈送到摄皇帝面前。祥瑞，主要指自然现象，而符命则体现了神灵不可测的意志。

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

决断，是最重要的政治能力之一。

当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屯兵霸上。已经去了帝号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并奉上始皇帝的玉玺。刘邦一直保留着这块玺，既没有上交给当时的楚怀王，也没有给后来的西楚霸王，即位后，就将始皇玺作为汉的传国玺世世留存。后人有言传国玺是由著名的和氏璧所雕凿，此言不确，因为“璧”的形制是圆形中孔的薄片，无法凿成厚重的玉玺。汉朝的传国玺应是秦皇所制。汉平帝崩，刘婴为皇太子，汉朝没有皇帝，传国玺就被保管在王政君手里。

她深知王莽的崛起离不开自己的支持，而且是主动支持，但在这最后时刻，她又颇觉后悔。这种掌握着政治大权但缺乏政治品质和决断力之人的心态，大概就是班彪所说的“妇人之仁”吧。

去掉汉号，天下定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改正朔，新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汉武帝在太初元年确定的以一月为正月的正朔不再使用；四天以后的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将成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后世一般认为，周朝并未实行过整齐的五等爵制，而是一种复杂的“内外服制”。简单地说，外服是周王畿之外的侯、甸、男、卫、邦伯等名号，负责在周王畿之外特别是边疆拱卫王室，侯的地位最高，如齐侯、晋侯、鲁侯、卫侯等。内服则是王畿之内的贵族，其中的公，是王室执政大臣或年长者的尊称，如周公；伯，主要是王室低一规格的执政卿士或家族的嫡长子，如郑伯。此外，前朝王者的后代也称公，如商的后代宋公、夏的后代杞公。子，则一般是族长、宗子，如楚国是蛮夷，其君长虽然自称王，但被周称为楚子、荆子。这些名号并不都是爵位。

春秋时期，周王迁都，礼崩乐坏，内外服的体系被打破，这些原来性质各自不同的贵族名号就被时代挟裹，渐渐混为一谈：外服的诸侯，内服的王室贵族，蛮夷的君主，夏商的后代，都顶着原本不同内涵的公侯伯子男的称号在中原纵横驰骋。后人难以搞清这些称号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些都是爵位，就构建起一套爵制。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王政君的这种优柔寡断，根源于她缺乏政治品质，不能辨识立场，也就没法理解政治的困境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

王莽当然要废掉王政君的汉家尊号，但不希望世人觉得是他主动做的。王谏上书，王莽是批还是不批？这件事和王莽受禅一样，都得是迫不得已而做，是天意才行。

但“始建国”不太一样，这个年号模仿了“始皇帝”，意思是新朝在这年创建，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纪元，此后就是始建国二年、三年、四年……就像始皇帝所设想的秦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不绝，王莽也打算“始建国”亿年也不完。

以往汉朝的瓦当、镜子上常有一些吉祥的词儿，比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之类，这些词也跟着变了。多年以后，距长安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出土了新莽时期建筑物的瓦当，赫然写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这倒说明，新朝初建国时，其触角已经抵达帝国的边缘。

名称的变化固然只是形式，但会给臣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一切真的都变了，而且越变越好。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王莽对待禅君的“心法”，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的汉献帝禅位后，被曹魏监禁，直到曹魏禅位给晋武帝后才被放出来。明朝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对建文帝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拘禁，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是存有温情亦合乎仪礼的。后世改朝换代，能够优待前朝宗亲的委实不多。

曹魏受禅后，参照王莽的做法安置汉献帝，还算宽容。南朝齐与梁、隋与唐，皇室凭着还是亲戚，仍然不吝杀戮。其余大都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如朱温对唐皇室近支的屠杀，清初对明宗室的追杀，已是常态。能够多少在政策上相对优待的，也就是赵宋对后周了。

始建国之后，王莽却说，“劉”这个字里，有“卯金刀”，刀币就是“金刀”，于是把刀币废除了。

把政治予以象征化，也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泛政治化的倾向。

作为一个阶层和势力的刘氏宗亲，对王莽确实已没有直接威胁。绝大多数臣民对汉朝的灭亡也没有多少哀伤痛惜，“人心思汉”在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王莽对周边的藩属国也进行降格，把西域、西南的国王们降为侯，收回了汉朝册封匈奴的“玺”，换成“章”，导致周边各国对新朝的叛乱，原本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礼仪上的冲突而终结，战争开始了。

辟，是国君、君主的古称，《尚书》里常见，就是“复辟”里的辟。

刘氏虽然衰落，但涵养两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上层，有刘歆这样的新朝贵族；中下层，即使没有爵位和官职，即使沦为编户齐民，也属于豪杰、富户、太学生。相比起来，王氏宗族在地方上几乎没有势力。

政治的核心就是划分敌友，王莽这个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笼络了地方势力，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对遍布天下的刘氏宗族形成抵抗。

王莽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士大夫们。这些人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聚拢。

所谓十一公爵，就是内朝的四辅、外朝的三公、军事的四将，都是公爵，人数是金匮符命上写的十一人。

一个不忘旧情的领导者，不仅会赢得故人的尊敬，也会俘获现在下属的心。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
三、改制与王制

从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说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刘歆以及皇帝看来，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收了钱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这就好比以前反对专卖，是反对与民争利；现在施行专卖，是抵制资本。

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以较少的铜撬动较高的面值，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为此，汉室一再改革，发行过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等等，百般试错，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铢钱，轻重适宜，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唐，唐朝废止五铢钱改铸开元钱，形制其实没有实质变化，可谓一脉相承、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铢钱大约重四克，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第纳尔，也都大约重四克，这就说明，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面值不便的目的，到了始建国二年，皇帝启动了第二步，这次的动作很大，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称“宝货”

到始建国天凤元年（约公元14年），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重订改制，这次终于简单了，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一是货泉，重五铢，面值为“一”；一是货布，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

其实，这个面值为一、重五铢的“货泉”，就是原来的五铢钱，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此后，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

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

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上审视的局面：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质量不高，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那些仅仅挖几棵山珍、打几网鱼、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社会底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要被征税，尽管数额不大，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儒家的初心被悬置。

无论是改制背后的统制经济思维，还是以严刑酷法约束执行的理念，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走的是秦制的老路。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究竟，什么才是王制？

第七章 天下

中原与匈奴多年的和平关系，在始建国元年年底终结。

匈奴屯兵朔方的挑衅和陈良等人的叛乱，令王莽不得不正视边境问题。他大概没有想到，只是更换一枚印章，竟然前前后后惹出这么多麻烦。他并不认为将“四夷”降格有什么错，新朝自己都取消了王号，按照五等爵制，皇子只是公爵，很多高官也只是侯爵，西域的城邦有些还不如中原的县大，降为侯有何不妥？

儒家今文经学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异内外”，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意思是说，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别的，文明的华夏就是要高于野蛮的夷狄，新朝比汉朝都要“文明”，比匈奴就更不必说了。在匈奴的印章上加一个“新”字，本意并不是要高你一头，而是文明的新朝要拉野蛮的匈奴一起奔向文明嘛。换言之，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国际秩序，本身就是新朝改制的一个重要关节。

早在汉宣帝时期，汉廷就争论过对匈奴的礼仪。当时呼韩邪单于来朝，丞相黄霸等人也根据“异内外”的原则，主张以诸侯王礼仪对待匈奴，位次在诸侯王下。太傅萧望之站出来，据理力争，认为不可，他的理由有二：第一，匈奴虽然现在关系好，但本质上是“敌国”，也就是独立国家，不能以臣下之礼待之，朝见位次应在诸侯王上，双方的关系本质上是“羁縻之谊”，即笼络而非实际控制；第二，如果把匈奴当臣属，现在双方关系好还可以维持，但保不齐以后关系变差不来朝见了，那就是叛臣，天子必须得讨伐，反而被动，打输了政治后果更严重，打赢了也会劳民伤财。以兄弟之国待之，将来关系差了也没有讨伐的压力，反而更能凸显华夏比蛮夷要文明。

在古代，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正常的农业、工商以及地方行政秩序就会被打乱，一切给军事让位。而军事一旦优先，军人侵扰是难免的事。

高句丽是扶余人等族群建立的国家，和后来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国没有继承关系，与今天的朝鲜、韩国更没有关系。

一时间，北方、西方和东北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长期备战照样运转着战争机器，持续的叛乱使边境郡县不断遭受破坏，国家的财政积累正在快速蒸发。王莽却维持着这种奇怪局面，既不进攻，也不撤防，这又影响了内地农业的稳定，更多的流民出现，再加上这几年大规模改制，推行井田、六筦特别是第一次货币改革，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整体性恶化。

把全国的兵粮调到荒凉的北方边境，大量粮草被消耗；先抵达的军人没有仗打，吃住艰苦，瘟疫流行，士气耗尽，还骚扰百姓；运输粮草不仅疲惫吏民，还占用本可以耕种的牛马。做了这么多准备，却不打仗，还要承受匈奴的破坏侵扰，而匈奴又间接促成了东北、西域以及西南所有边境的叛乱。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縻蛮族的遗产。

古代中国的历史，皇权是逐渐加强的，到明清臻于顶峰。例如，汉朝的宰相相当于“副皇帝”，正式议事时可以坐而论道，但到了后面的王朝就只能站着，到明朝取消宰相，再到清朝，多大的官员也得跪着与皇帝议事了。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一个心胸坦荡的人登上帝位尚且免不了多疑，何况王莽呢。他很清楚，自己登上帝位之前是权臣，所以对权臣特别敏感。

中国古代夜晚宵禁的制度直到宋朝才基本废除，所以晚上过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当年李广被免官，晚上喝酒，要通过灞陵亭，亭长喝醉了不让他过去。李广说，“我是卸任将军李广。”亭长却说，“现任将军都不行，何况卸任的？”

就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教导集中营指挥官阿蒙，随意杀人并不能体现拥有权力，“一个小偷犯罪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却赦免了他，这才是权力”，皇帝赦免亭长，是通过对底层官吏的仁慈展示自己拥有王者的权力。

王莽有效管束了他的功臣、高官，既没有大举杀戮，也避免受其所制，还得到了中生代的拥护。多年以后，追随他逃到渐台的人里，有许多就是他拔擢的中生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成功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政客式的成功，是一种层次并不高的驭人之术，不足以达到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汉武帝后期，愈加喜怒无常，时不时就会突然关闭城门，到处搜查，有时搜查奢侈逾制，有时搜查巫蛊诅咒。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令三辅的骑士们大搜长安城和上林苑，城门关闭了整整十五天！吏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据说有人因此饿死。

汉朝王侯们的爵号绝大多数体现着封国。诸侯王可以在封国里建立本家族的社稷；普通的列侯虽然不立社稷，但也能享用封国的食邑。

没有食邑的租税，那些担任官职的贵族们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没有官职的贵族为了生计，不得不自谋出路。京城曾有一次“舆情”，就是有位新贵不得不受雇于人去做工，令新朝的爵制颜面扫地。

王莽对此并非茫然无知，封国无法落实的原因不是地图勘验这一技术性问题，而是一旦付诸实施，中央政府就没法保证起码的财政收入，更别说赋予诸侯们以实际的治国之权了，只能先拖着。

王莽恢复封建制的失败，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心，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那些希望在新朝通过封爵来获得利禄以及封国的诸侯们，也会意识到恢复封建制不可能实现，如此，继续支持王莽的意义何在？

白天，王莽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儒经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就这样，官僚们不得不赔上时间进宫，和皇帝搞“读书会”，早出晚归，经年累月，本职工作却没时间处理，各个机构里积攒着大量事务没有解决，特别是诉讼官司之类的急务。与当代社会一样，这类事务虽然不是什么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但不会因为拖久了就自然解决，只能越积越多，直至形成结构性的大问题。

即便是交办给臣下或是循例办理的工作，王莽也颇不放心，总是让下边的人反复向他请示，大小事都要过问。前面的工作迟迟无法办妥，后面的事情已经积压上来，最后乱成一锅粥。

儒家确实推崇垂拱而治，但不是说职官系统不发挥作用。《周礼》之所以改名为《周官》，就是因为一些儒家觉得这部书描述了儒家理想的周代的“官僚制度”。当然，事实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儒家看到最早变法的三晋和秦国，已经开始建立适合集权政治的早期官僚体系，才创作出《周礼》，以改造法家的官制。

但对王莽而言，官僚体系的意义，不是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

不论是行政区划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还是烦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

历史上，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变好。但事实是，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古代更难。

在中央，王莽的亲力亲为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他们发现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进行权力寻租。

而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疲于奔命，或是大权独揽，无人制衡；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盘剥百姓。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监狱人满为患，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而是赶上了大赦。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粮草供应跟不上，一些军队出现了哗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

刘秀热爱务农，除了他性格上温厚安定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相对安定，有踏踏实实务农的条件。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且不提刘秀此时的志向就是当一个中级公务员，娶个老家的美女而不是什么大明星，关键是这句话透露出，即使在始建国天凤年间，新朝的天下特别是关内还是比较稳定甚至热闹的。

江湖上早就传言着纬书《赤伏符》里的一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刘秀的朋友说，“这说的是新朝的国师刘秀吧。”如前所述，新朝的国师刘秀，就是刘歆，他是在汉哀帝刘欣即位时出于避讳改名为刘秀的，不承想这条谶言流传甚广，连南阳的微末宗室刘秀也听说了。刘秀就开玩笑说：“咋就知道说的不是我呢？”引起哄堂大笑。

吕母原是当地富户，因儿子被县宰冤杀，吕母散尽家财、购买兵器，招募亡命、以图报复。

在不发达的古代，就算是丰年，普通人也未必每天都能吃上饭，更别说吃饱。因此每逢天灾，脆弱的社会结构最需要的是安抚和救助，但如今四方边境的战事仍然从内地吸走人力物力，六筦和征税的影响也超出了工商部门。

边境的流民流落到饥荒的内地，内地的饥民正在躲避征税和连坐，于是一并沦为啸聚山林的“盗贼”“匪患”。而此时，原本可以采取应对措施的官僚行政系统恰好正在改制，郡县在改名和划界，俸禄纷扰未定，也就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基层官吏有些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到始建国地皇年间，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入关的饥民累计达到数十万人，有些还涌入了京师。王莽没有排斥他们，还任命专门的“养赡官”赈灾。尽管《汉书》说赈灾的官员中饱私囊，负责京师赈灾的中黄门还欺骗王莽，但这十万饥民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也没有大规模劫掠，说明王莽的赈灾总体有效，是他执政晚期不多的亮点。

刘縯仍然按照计划于十月在舂陵正式起兵，以刘氏宗亲为主，有七八千人，号称柱天都部，这个名号很有趣，当年翟义起兵时就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

见此，一些不愿意起兵的刘氏宗亲吓得逃跑，生怕重蹈当年翟义灭族的覆辙。十一月，刘秀、李通等人先后到来，众人一看连刘秀这样浓眉大眼美髭须的人也身着战袍造反，便又放心了。

就此，刘縯带着二十八岁的弟弟刘秀正式起兵，打出了舂陵兵的旗号。

初步胜利，却发生了一个插曲：分战利品时，大概是舂陵宗族拿得太多，表现贪婪，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其他绿林兵一度想要攻杀舂陵兵，幸好刘秀觉察，督促宗族把财物匀给别人，避免了一场内讧。这证明了刘秀的领导才能，但更反映了绿林兵并没有“人心思汉”，把舂陵兵看作来投靠自己的弱旅，敌意颇深。

刘氏兄弟逐渐意识到，“思汉”是判定并划分敌人和同盟的有效工具，再没有什么比汉朝的旗帜最能体现反莽了。以复汉为号召，不仅能笼络人心、坚定同盟，还能凭借宗室身份取得主导权。换言之，“思汉”本身并无政治意义，但恰好在此时具备了政治的内涵。

据史书说，刘玄是因为懦弱容易控制才被绿林兵立为皇帝的，在即位大典上，他紧张地满头冒汗，甚至说不出话来。

这绝不符合一个杀人全家、逃亡多年的歹徒形象。刘玄被拥立并不奇怪，后世的史书出于维护刘秀的声誉，刻意消除甚至歪曲刘玄在绿林兵中的作用。但是，刘玄和刘縯、刘秀同属刘氏皇族后裔，在血统上没有区别；他投奔绿林兵的时间早于刘縯兄弟，与绿林兵诸多首领关系应更亲密、彼此更信任；他在绿林兵中的资历和地位也高于刘縯，刘縯最为倚靠的舂陵兵损失惨重，没有和刘玄博弈的资本。因此，刘玄得到绿林兵的拥立合乎逻辑。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其中还有一个巨人名叫巨毋霸。

事实上，三天前宛城守将岑彭确实投降了，但刘秀尚不知晓，只是虚张声势以提高守军士气。刘秀还故意把宛城被攻占的假书信丢掉，让消息传到王邑军，以影响王邑军的士气。

面对大军，刘秀只能智取，他带领三千敢死队员，绕到昆阳城西的河流上，找准王邑、王寻所领中军的位置，犹如打蛇之七寸，直接冲入其中。王邑、王寻猝不及防，阵型大乱，而其他的军队因为王邑有令不准妄动，都驻足观望。电光石火之间，刘秀军已经斩杀王寻。昆阳城中的王常、王凤也趁机鼓噪而出，形成奇兵，呼声震天。突然又有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王邑军大感惊惶，迅速溃败。

王邑军是征发各地郡县军队所组成，还有严尤、陈茂的颍川兵，本来就各有编制。换言之，王邑的大军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推测各郡县的军队也都是由各郡县自己指挥，一见主帅溃败，王寻被杀，诸军首先想到的是返回各自郡县，因此才能溃败得如此迅速。

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过程与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围攻维也纳略有相似。

王莽，才是昆阳大战失利的根源，要承担领导责任。而刘秀是最大受益者，即使考虑到史书为赞美刘秀而有所夸张，也不能不承认，新朝的确在这场战斗中被歼灭了大部分有生力量，此战成为新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王莽大势已去的象征。刘秀一战成名，此战对他未来建立帝业功不可没。

经过绿林首领的多次撺掇，更始帝最终借故杀掉刘縯，但保留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封给了李通。刘秀韬光养晦，向更始帝输诚认错，从而躲过一劫，并凭借昆阳大战之功获封武信侯，拜破虏大将军，逐渐取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縯之死避免了绿林兵内讧，维护了反莽的大局，也促成了刘秀下一阶段的自立。

王莽在关中的守军、精锐，主要由关中的起兵而非更始帝的军队击溃。

两汉书里确实没有提到此时有严重的黄河改道，但是对旱灾、蝗灾的描述很多。

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毕竟，刘歆精研沉思的是大经大法，本质上是借王莽来弘扬儒家；而崔发擅长的是解说符命，意图用图谶来维护皇帝。二者品质截然不同。

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这些人每到一处郡县，就召集臣民来听符命。其实，“太乙”就是“泰一”，“太乙五帝”合起来就是前面说的“皇天上帝”。他们来宣读讲解新朝的符命，就是在传达皇天上帝的威命。

多年以后，大清的雍正皇帝听说民间认为他得位不正的时候，也是向天下颁行《大义觉迷录》，令各地学子背诵学习，宣讲他的即位既合乎法统又合乎正义。说到底，无论是汉、新这样的古老皇朝，还是明、清这样的近古帝国，合法性问题都是不可怠慢的关键事宜。

剧秦，就是阐述秦政的反动；美新，就是赞美新朝的正义。

剧秦，并不是把秦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训，而是将其作为邪恶势力。就像许多神话传说宗教以及《魔戒》所描写的，邪恶势力将始终存在，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但永远不能战胜光明与正义。

与那些在废墟上建立的王朝不同，新朝坐拥汉朝承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没当皇帝的时候，符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但如今当了皇帝，符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而该由朝廷管控。

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这多半是甄氏父子希望能像刘歆那样与皇帝结为姻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不排除甄寻对黄皇室主觊觎已久，确实爱慕有加。正史很少记载爱情，只能猜测。

王莽饶有兴趣地验看尸体手臂时，台下的官吏估计吓破了胆，古往今来，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君主这么做过。特别是以往与王莽接触不深、只看见他“周公”一面的大臣，终于慢慢发现，他们拥戴的这位帝王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神圣。

王莽发起大案的动机主要还是符命。天下唯独他才有资格掌握符命、阐释符命、运用符命，符命像政权一样宝贵。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造作符命。甄氏父子玩弄符命，触犯了他的大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有心要对功臣进行整肃，以免尾大不掉，而甄氏父子给了他机会。至于将此事粉饰成尧舜流放罪臣，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刘歆一定会后悔，当年王莽逼死王获、王宇的时候，怎么就没意识到，一个连自己儿子都不爱惜的人，怎么可能会怜惜别人的儿子！

许多家庭里，父亲往往对待儿子极为严格，对待女儿宠爱有加，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而且越是掌握权力的父亲越如此。王莽在儿子们身上看到的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亲情，对女儿的爱是他表达亲情的狭小出口。

他越在家庭之外尽显儒家圣王的风范，自诩为道德楷模，在家中就越是苛酷冷漠残忍。儿女们不亲近他，表面上畏惧，私下里憎恨，时刻都想冲破父亲的控制，冲出家庭的牢笼。

王政君的去世，使得王氏家族与刘氏汉家的最后一道羁绊也断绝了。这几十年，她尽享荣华高寿，几乎未吃过真正的苦头。她在汉元帝那里固然不得宠，但得到了尊重，所以终生爱着汉元帝，并在无尽的回忆里强化这种爱。比起当时的女性，她无疑是幸运的。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她接受了新室的尊号，又深情追忆汉室，这未必是虚伪，而正是她缺乏决断力的表现。

归根到底，居于高位但毫无决断力，使她成为王莽最好的工具。

一个工具人，就不必苛责了，更不必诋毁她的性别。

信息缺乏，人就会焦虑。

这反而令王莽有所胆怯了，他失去了把杀子包装成大义灭亲的那种自信。相反，他秘密处理这件事。把参与审讯、知道王临弑父图谋的治狱使者、司命从事等全部悄悄灭口，就地埋在监狱里。这些冤死的司法人员的家属发现亲人集体失踪，上班之后再也没回家，大概能猜到什么，但既不敢说，也不敢问。

失去了母亲兄弟，王安估计也早就活够了吧，就在王临两口子死的这个月，王安病死。王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去世。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要疯掉的女儿。七百多年后的那首诗，到此终于可以完结了：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汉书》没有刻意言说皇帝的“性欲”，但他和三个侍女生下四个孩子，与皇后的侍女通，其他类似事件可能还有。这说明王莽是一个性欲旺盛、内心压抑、急需纵欲来调理的人。

朝野臣民，在天下已经兵连祸结之时，眼睁睁看着皇帝一面大放悲声，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把自己死去的子孙葬在里面；一面兴奋地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各地，访求淑女，准备立新的皇后。

王莽严肃命令太医做好记录，说是将来可以治病。有人据此推测，王孙庆很有可能是被活体解剖。不管推测是否为真，这种解剖方式一定会把人吓得心惊胆战。从将尸体垒成京观，到肢解甄寻的尸体，再到解剖人体，王莽一次比一次冲击着朝臣的想象力，他以往不为人知的阴郁内心，在这些残忍的虐杀中逐渐暴露，他那曾经伟岸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日益萎缩。

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有一个共同点，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风貌，诗比历史更真实，音乐何尝不是？

当年高皇帝远征归来，看见高大壮丽的未央宫，一度动怒，萧何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崔发模仿萧何，是一种很高级的恭维。

显然，王莽对登仙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加之长期以来被灾异、谶语所昭示的新朝的黯淡前景所折磨，造登仙车这件事，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史皇后估计年龄尚小，王莽快七十岁了。婚礼当天，大臣们被吓了一跳，王莽染黑了头发胡须，努力装出年轻的样子。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染发。

假如皇帝从这天开始，每两天临幸一位嫔妃，那么等他被杀也临幸不完一遍。

衍功侯王嘉是王莽自杀的侄子王光之子，擅长卜卦。王莽听说了这个老头的事情后，让王嘉给占一卦。王嘉占卜后，说，不吉，陛下要小心兵火啊。

王莽内心大概已是极度苍凉，苦笑着说：你个小孩儿懂什么呢，那个老头啊，是我的皇祖父，就是成仙的王子侨，他现身是要来接我成仙呢……

不仅自己要哭，臣民也要从早哭到晚，朝廷熬制了免费粥，哭完了可以吃一点再接着哭。而那些哭得好、哭得妙，能边哭边诵读策文的人都被拜为郎。据说有五千多人因此成为郎官，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场面还是相当盛大的。

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昨天还是皇帝，今天就成了反虏。王莽在宫中听到这些话，想必惊恐而伤痛。但最可怕的还是大火。大火很快烧到黄皇室主所住的承明殿，公主的身边应该还有人在，并在事后回忆了她的最后时刻：火势越来越大，那一刻终于到来，她的最后一句话是：

何面目以见汉家！

随即跳入火中而死。

屠杀期间，一名叫作公宾就的校尉忽然敏锐地发现，有一个士兵身上佩戴的印绶不同寻常。公宾就曾经在大鸿胪手下担任过“大行治礼”的工作，对新朝的印绶很是熟悉。他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平静地询问这个士兵，身上的印绶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个士兵似乎缺乏敏感，他指了指渐台上的那幢建筑说，是从这个房子西北角一个他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

后人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士兵究竟是一个叫作杜吴的商人，还是一个叫作杜虞的屠夫，但这都不重要。公宾就很快跑进室内，找到了那个被杀死的人，他虽然已经被褫去印绶，但身旁的威斗、衣服的颜色，以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使他足以确认，这具尸体就是终年六十八岁的皇帝王莽。

公宾就果断地斩下王莽的首级，拎在手里，大步走出室内。在渐台之上，他借着黄昏的残阳，向众人展示这个苍老、瞑目、须发花白的首级。

渐台上的众兵士霎时停下了战斗，但仅仅片刻，众人如梦初醒，蜂拥进入建筑物里去寻找那个无头的尸体，他们只为抢夺一块尸身，以证明自己也参与了对王莽的斩杀：

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就是说，王莽若不称帝，其功劳应与霍光并列。更始帝并不能理解王莽称帝的原因，只将他当作篡位的权臣，这也将成为帝制时期对王莽的主流态度。而韩夫人笑道：“如果不称帝，哪有你的今天？”

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但也有人誓死不降，例如监管“曹国”的曹部监杜普、陈定郡大尹沈意等人坚守城池，直到城破被杀。西汉灭亡之时，除了刘氏宗族外，只有一个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新朝在这短暂的十几年里收获了一批人心，从这一点上看，比西汉强多了。

至此，当年煊赫一时、“一门十侯”的王氏家族已近枝叶凋零。“十侯”里除了王莽和淳于长，阳平侯王凤，其曾孙已被乱军杀死；曲阳侯王根的儿子王涉因政变被王莽所杀；成安侯王崇、高平侯王逢时的后代在新朝灭亡时不知所踪；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邑、孙子王睦死在渐台上；安阳侯王音的四个孙子王延、王林、王匡、王揖全部被杀。得以善终的，一是王谭的儿子王闳、王仁；另一个是红阳侯王立的儿子王丹，曾和刘秀认识，因王立被王莽所杀，就背叛家族加入汉军，但他早早战死，所幸留下儿子王泓到东汉被封为列侯。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鄗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谶的微言大义：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

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

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道家神符常常以“急急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就像今天政府印发公文，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

后记与致谢

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古人不是生活在孤立的时空，史书不会面面俱到地记录一个人每天做什么，但这个人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他会吃穿住行，也会吟诗歌咏，他会不断和他的时代互动。所以，尽管一个人物在史料里只留下几句话、几条履历，但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