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回荡的钟摆》

对这本书闻名已久，近来才有时间读。不夸张地说，第一辑读下来酣畅淋漓极其过瘾，作者对于某些东西的批判在我看来切中肯綮直指核心，而且借身份优势这些话作者说出来不会被 “捂嘴”，因此非常难得。在提振经济、强化创新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设想，比如放松监管，注重产权保护，制定框架而非当审核员等等。可惜，现在这艘大船在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驶去。

不过这本书在我看来也就前半本值得读，后半本不仅掺杂进了一些无聊的理论（理论有用，但确实无聊，而且也与本书宗旨不符），更有甚者，在作者一些讨论中涉及到“外行”的领域还有一些可笑的论调，而且在观念上越来越偏颇，下边几段来 “挑挑刺”。

如第二辑中谈“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没有去发明机器呢”这个问题时，作者手里拿着“缺乏技术创新的制度性激励”这把锤子到处乱敲，什么话题都成了钉子。这个锤子是挺有用，但为了中心思想而中心思想，忽略了科技发展这个独立领域固有的特点和规律，外行气息十足。

又如第二辑中作者极力建议医疗全面市场化，理由是医疗产品跟食品一样，市场配置能给出比政府控制更好的结果。但忽略了这样两点事实：中国的食品市场背后是十八亿亩红线，显然属于政府控制而非市场配置的范畴；同时市场化了的欧美医疗行业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市场化特征，相反地，医疗集团和协会在这里充当了控制者的角色，让整个行业的竞争极不充分，“一致对外”地从民众手中攫取利益（遗憾的是中国也有这样的趋势）。

“用摄入热量和营养、寿命、生活便利以及生活享受的多样性衡量，当代中产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准超过了传统社会中的帝王”，这句话十足可笑，我不想拿“专家”说事，但是作者这句话实在是太“专家”了，透着一股子琢磨数字把脑袋琢磨坏了的蠢蛋气息。

最后一辑学术方面还行，但是常识上充斥着意林风味，什么 “资本社会中上升通道永远存在”，“西方家庭中子女18岁就会被赶出家门” 这种令人无力吐槽的字句竟然会出现在这本书里，恍惚间让我怀疑我的时间到底花得值不值。

附录这一辑，常识啊常识啊小年先生！什么叫 “为什么古埃及的历史上三四千年这个社会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没有外部冲击，没有内部危机。” 埃及从古王国时代一直到近代一直是一片“热土”，走了波斯来了罗马，啥时候成了静态社会了。

总之吧这本书其实还是值得读的，但是也不能盲目，作者毕竟是经济学家，也毕竟只是经济学家。

原文摘录

第一辑 中国：形势与对策

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依据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派划分，我们称这个模式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叫它“凯恩斯模式”。

生产队的地里种不出好庄稼，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公地的悲剧”。

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超常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

插一句题外话，德、日两国都是经由工业化后来居上，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挑战英国和美国的世界霸权，最终以战败的灾难收场。观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避免“老二困境”，顺利度过这一阶段？我们有必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国企还是赚钱的啊，那是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还有几乎是无偿使用的土地和矿产，以及行政保护下的市场和垄断性的定价。如果扣除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我们看到过实证研究，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是负的。

就像斯密说的：我今天能吃一顿可口的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他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才讨好我，用心给我准备早饭。

发电量比GDP数字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的实际状况。

土地财政筹集资金又分两种方法，一是征地、卖地，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将土地买来，再在市场上高价卖出，差价就是政府的收入。第二种方法是用土地作为抵押物，由各类的政府开发公司向银行借贷。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

首先看成本的上升，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永久性上升”的意思是一旦上去就下不来了。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特别是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我们就没有成本优势。

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中享受劳动力红利的转折点。初期工业化阶段，城镇企业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加快资本积累，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待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时，形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刘易斯拐点”到来，工商、城镇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在城镇地区或者按照城镇的标准招收工人，大幅度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

最近有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主管部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在阻碍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我们搞了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接近饱和。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世界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过度的货币发行造成的，不具备可持续性。

其实“四万亿”只是个符号，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年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找不到公开的数据，财政增加的支出可能有1至2万亿；新增贷款2009年10万亿，2010年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天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消退，经济再次下滑，而且病症比以前更加严重。

我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因为它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政策对经济确实有影响，大家眼睛盯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给政府号脉不是企业家的长项，你号不准，如果每天想着怎么号脉，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这么严重，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项目，拿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高兴得手舞足蹈，亲吻批文，被戏称为“吻（稳）增长”。

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

消费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能拉起来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积累。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要他们去推动停转的增长车轮，一厢情愿了吧？

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1，处于国际警戒线附近，超过这条线，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根据一项民间的独立调查，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612。

政府官员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下猛药吃不消，其实吃不消的无非就是他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官员要速效，在他任内就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最主要原因的话。一些民企为了得到垄断性资源和市场，搞官商勾结，一批人因此而暴富，进一步助长了两极分化。

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

难以被对手模仿的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等同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就是你满足的客户需求，你为客户提供了新产品、更高质量的产品，或者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GDP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GDP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GDP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

作为学校的教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的。

既然过度借债是危机的起因，经济复苏的前提就是债务的削减，即我们所说的“去杠杆化”。判断经济复苏与否，不看GDP增长速度或者趋势，而要看去杠杆化的进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任何反弹都注定是昙花一现。

赤字政策的实质为寅吃卯粮，向子孙后代借钱而已。借钱总归要还，击鼓传花，欧债五国的当代人不幸赶上了最后一棒。

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使人们相信，天下确有免费的午餐，政府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正宗的凯恩斯主义者承认，宏观政策不能创造财富，但可以削峰填谷，减少经济的波动，因此仍然是有意义的。

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货币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货币的数量因此与交易量相当即可。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货币超发和低利率是引起经济周期震荡的元凶。

对于这样的前景，当代人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他们的父辈以借债的方式透支了他们原本可享受的繁荣。萧条是对透支的偿还，人类生来是机会主义者，而上帝永远是公平的。

转型升级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见实际效果？因为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动摇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教授指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当时它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所以“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单纯的技术革命，而是制度革命。

近年来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我非常赞同某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国际上的经验证明，创新领先的国家都是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发展这样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提供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运作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审批和监管。

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为了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刚才听了前面的讲话，我的想法有点改变，意识到发改委的同志其实也深知这个道理。

我们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企业家和民众，现在他们都坐在台下听着，台上一排官员发命令、做指示。

靠政府拉动内需，无法改变经济运行的大方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策性的刺激都只能维持短暂的繁荣，即使再搞“四万亿3.0”，效果也会和前两次相同，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衰落。

为什么中国企业长于制造而拙于创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内心世界的缺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价值虽然在心中却是用客观标准衡量的，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他，而不是主观的和内心的感受。

凡可用物质满足的需求几乎都服从效用递减的规律，而内心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可能是效用递增的。

什么叫创造价值？我的定义有两个。第一，你为企业或个人客户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你可以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但你的成本更低，从而价格更低，通俗点讲，为客户省钱了，你就为他们创造了价值。

从社会总体来看，猜宏观、猜政策不创造价值，仅仅是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价值而已，所以建议大家不必过度关注宏观，要把精力和时间用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上，用在思考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

如果对企业运营和银行业务稍有了解的话，即知高利率是企业经营困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方面，产品价格的下降减少了企业的收入；另一方面，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呈现出刚性上涨。两面夹击之下，企业的现金短缺，引起银行的警觉，担心出现坏账，银行收缩信贷规模，提高借贷标准，令企业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这时企业只能从非正规渠道获得融资，紧迫的信贷需求大幅推高市场利率。

高利率从本质上讲是个微观而非宏观问题，反映了经济下行期间企业违约风险的增加，这时强压银行给企业放贷，是不懂经济和金融的表现，是对民众银行存款和国家金融安全的不负责任。

笔者曾戏称货币扩张是“给阳痿病人松裤腰带”，病根是肾虚，要治愈就得补肾。补药不是鸡血、伟哥，一时的刺激长期看都是泻药。经济和企业相同，治疗之术在于先去病灶，病灶就是过剩产能，对应在金融体系中就是银行的坏账和股市的低迷。主张货币松宽者说输血仍有必要，以此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殊不知病人一旦输血就拒绝手术，得过且过，人性向来如此，说理没用，到头来这一关还是过不去，输血的结果仅仅是增加尸体的重量，以及搬运和埋葬的成本。

只要官员不再热衷那些不着边际的规划，不再制造更大的泡沫；只要学者不再以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空谈裤腰带的松紧；只要企业不再盼望政策的刺激和政府的救援；中国的企业和经济就有希望。笔者坚信这一点。

第二辑 改革：政策与实践

1901年慈禧迫于内外压力，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重拾戊戌新政的各项主张，有些方面甚至比光绪帝走得更远，但为时已晚，十年后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倒台了。

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重复循环，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带来了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

财富增加了，有个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能受益，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在经济学中叫作“帕累托改进”，它的严格定义是“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突破型变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拥护新法的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压制守旧派。

新制度为什么使做大蛋糕成为可能呢？因为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了，同样的资源能比过去产生更大的效益。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退化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上的修补型变法那样，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如果受损者是统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者，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简单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缓和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改革者在社会上缺少支持，朝廷里又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内外交困，仅靠皇帝的信任勉强支撑局面。

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

一旦进入到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天生保守，官员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体制的变法者又必须依靠官僚落实各项政策，修补型变法因而落入一个没有解的悖论。

生产队种不出好庄稼，公社土地的收成就是没有自留地里的高。

由于实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秦国的统治精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平民多和外国人多。商鞅不是秦国人，原名叫卫鞅，是卫国人；秦国的宰相李斯原本是楚国的小吏，师从荀子，学成后投奔秦国。能人为什么都汇集到秦国去了？因为山东六国还在讲出身，讲血统，有才干的平民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人往高处走，都跑到秦国谋出路。

在商鞅变法之前，郡县制在各国已经存在了二百年，是国君治理新征服地区的通行办法，商鞅所做的只不过是立法，将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到全国。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提高了古代中国两个最要资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

直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困难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没有什么顶层设计。顶层放开，下面自然有办法。顶层要做的是尊重和发挥基层的创造力，及时调整政策和法律，实施推广，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

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皇权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逃税的方法也很多，从瞒报到贿赂税务官员。

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守旧派大臣文彦博反问：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

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们是理性的，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看上去就显得荒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就曾谎报亩产万斤。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目的不是根据历史的规律，设计和铺就通往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正好相反，读历史是要理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用工程师的或者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研究、设计到执行和调控，历史从来就不是根据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设想展开的，而是在多种力量交叉、冲突、平衡又失衡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预测甚至无法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历史的路径。

如果历史充满了偶然，因而无法预测，那么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确实，“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背后的逻辑有可能重复，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同，但可能存在共同的逻辑。

政府要允许老百姓去试，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进行制度创新，你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这样的改革就有希望。如果总认为你是最高明的，你来设计一切，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样的改革和变法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这是我今天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有作为。

面向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是保增长的政策，其目标是让产出（GDP）尽可能接近产能（潜在GDP）。

保护产权的目的在于提高投资回报，补偿投资者承担的失败风险，保证企业家和投资者有足够的激励和足够的资金，持续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

诺斯引英国近代史为例，说明议会在阻止了国王政府以没收财产、征税等方式侵犯私人产权后，民间才出现储蓄和投资的高潮，企业才对创新技术发生兴趣，工业革命方在英国蓬勃展开，与其说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制度革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产权和市场的缺失，当工业化的红利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公有制下国营企业和个人没有创新的激励，陈旧落后的技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外不能应付国际上的军备竞赛，内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

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张，单位新增资产的收益越来越低，最终边际收益等于零时，投资已无任何拉动作用，经济滑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制度陷阱，是制度决定的增长模式陷阱，惟有进行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依靠创新和效率的不断提高，成为按人均GDP计算的发达国家。

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

实际上，不同的多元利益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利益趋同就没有交易，而交易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活动。仅当利益不一致时，有人想买，有人想卖，才会发生交易。

楼市的涨跌却是由政策决定的，由行政手段决定的，老百姓不敢砸政府大楼，气出在开发商身上。你不能说老百姓完全没有契约精神，他们尊重市场的博弈结果，但不能接受人为干预造成他们利益的受损。

我们当前的尴尬是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协调多元利益的法治体系。

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只有规则和程序的公平，而不存在博弈结果的公平。

坏账什么时候暴露？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松宽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过去，企业借新债还旧债。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我们现在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也许有人说，公共项目不以财务盈利为目标，好吧，那你必须使用财政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老百姓的储蓄，怎么能赖账不还呢？！

管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雁过拔毛，为寻租创造机会。

顶层少管、少设计，因为顶层设计往往不靠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靠顶层设计，而是由基层创新开始的，顶层放开就行了。

公共品的特征是非排除性（Non-exclusive-ness），即由于法律的、技术的或经济的原因，无法将未付费的使用者排除在外。城市里的街道是公共品，因为市政当局不能禁止没交养路费的市民在街上行走。

当前社会上的“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和过去的“买肉难”“买钢难”的性质相同，都是由供给不足引起，对策应当是开放市场，尽快增加供给。如果一味用行政手段打压价格，只能阻止更多社会资源的进入，反而抑制了供给。另一方面，人为设定的低价又刺激了需求，供需失衡进一步恶化，消费者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

实际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这些市场无法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例如基本医疗保险、廉租房或者像香港那样的政府公屋，以及由财政资金支持的义务教育。

市场的作用是配置资源，其效率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中；而基本社会保障的实质是收入的再分配，属于社会目标的范畴。

第三辑 企业：转型与创新

国人的创新往往始于模仿，名词的制造却是独家原发。造名词的或者自己不知所云，或者故弄玄虚，听众如坠云雾之中。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识别方法，如果碰到某个新名词，你找不到对应的英文，大可怀疑它的真实性和有用性。

产品品质做到极致无异于自杀行为。品质应该做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点上，因为品质越高，改进越困难，做到99%了，想做完剩下的1%，成本有可能比前面的99%还高。

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收集和分析信息，帮助贷方准确评估借方的信用，降低风险也就是违约率，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收益。P2P没做这项最重要的金融工作，没有创造价值，它们凭什么赚钱呢？

康德关于启蒙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每一个人都有理性分析的能力，但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运用理性的勇气，因此需要启蒙。

我必须承认，学者的理性思维习惯使他们难以成为创新者。另一方面，学者的职责就是倡导理性分析，总结归纳前人的经验，避免盲从，避免明显的错误和不必要的成本。

从经济学上讲，金融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以低成本降低或克服信息的不对称。资金提供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金融风险的源头，金融机构只有控制了风险才能为资金提供者创造价值，只有为客户创造了价值，金融机构才能持续地赚钱，才有存在的合理性。

“道德风险”是个金融的专业名词，经常被误解、误读为违规违法的犯罪活动，实际上这个词和道德没有太大的关系，指的是企业用借来的钱不心疼。

抵押品的处置要走清算程序，涉及多方的权利，会有不少令银行头痛的法律问题，变现并不容易，所以抵押品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债务人的违约损失，降低道德风险。

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内部所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捂不住了，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增长速度放慢；微观层面上，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

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商业机会，我们在这个时候谈购并和创新，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企业购并的障碍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想的是税收和就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挽救濒临死亡的企业。其实经济就像人类，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该死的不让死，能活的也活不好。

采用新技术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不要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不必一味追求听起来高大上的“互联网思维”、工业4.0。

互联网在中国之所以搞得轰轰烈烈，以至于大市值互联网公司有一半在中国，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低，给互联网公司留出了很大的生存空间。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管制相对较少，市场进入自由。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说明“+互联网”比“互联网+”更有效。

信息的不对称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互联网的作用是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量，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的应用因此主要是在交易环节而不是在生产环节。至于生产环节效率的提高，我们仍然要靠传统的研发，在这个领域中，互联网帮不了你什么忙。

一句话，独立思考，未经自己思考确认的说法，无论多么权威、多么流行，一律不相信！

市场交易就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费力不讨好，监管部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足够的信息披露，让投资者自己判断公司的状况。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来自德鲁克的忠告

零售商不能赚消费者的钱，因为你的货品和其他店没有什么区别，你一提价，消费者就跑了，你必须采取低价策略，让消费者满意。沃尔玛在哪里赚钱呢？压低进货价格，赚供应商的钱。

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思维来证明，不赚钱的生意都是耍流氓，就这么简单。有的公司说，要想赚钱是分分钟的事，实际上却是年年不赚钱，弄到没有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宏观经济形势越差，我反而越乐观，只有在经济不好时，企业才有压力转型升级，才会下决心告别传统经营模式，探讨、摸索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

第四辑 学理：常识与洞见

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

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转移支付，而债务积累的后果，我们都知道，很可能是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就是当代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没有影响。

尽管市场不完美，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

中央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这个常识在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

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不是统计局那个GDP数字，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

重构的第一步是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都重要。

这是我们对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它设计了反周期的政策，却没有一个周期理论作为基础，这个学说的另一个问题是提出了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

然而凯恩斯忘记了，如果决定投资的企业家有动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

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构，重构的基础是常识，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假设。常识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来自于对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观察。任何学科都需要假设，但假设要符合常识，不能为了体系的完整而任意假设，更不能做出自相矛盾的假设。

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的三个等级。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

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可见当乘数等于1时，财政政策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当代人向子孙后代借钱花。

暂且不论是否公平和公正，凯恩斯主义者要想证明其理论的实际意义，必须先证实乘数大于1，如果等于1甚至小于1，那不就是寅吃卯粮甚至还有可能亏损吗？很不幸，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政策的乘数大致等于1，至于为什么，我们在下面会讲到。

和企业家不同，政府官员不必承担其动物精神的市场后果，美联储至今也没有因政策失误被问责，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使官员的动物精神更具破坏性。

凯恩斯自始至终讲的都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即有收入支持或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纯粹基于欲望的需求，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关注财政政策乘数的原因。

实际上，需求哪里有不足的道理，乞丐的食品需求超大，无家可归者的房屋需求极高，缺的是钱，不足的是有收入支持的需求即凯恩斯讲的有效需求。若想提高有效需求，必先增加收入。

凯恩斯根本就没有讲经济增长，他的宏观政策旨在让GDP尽可能接近潜在GDP。

但在新古典的框架下，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或者说得直白一些，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有效的产权保护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精英利用政治权力榨取经济利益的困难，迫使他们自己去经营企业；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家经营工商业的收益，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宽广的尺度，狭窄的视野——评《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收入分配的话题热度呈现出模式化的周期波动。在泡沫膨胀的繁荣年代，人们忙着抢占风口，相信连猪都可以借力飞起来，无人关心分配问题。一旦潮水退去，发财的梦想随着泡沫破灭，裸泳者方在沙滩上大喊起来：是谁扒了我的裤子？！

“嫉妒”两字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其实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言必称春秋大义的环境里，性欲都要用孝道包装，若嫌“嫉妒”难听，不妨换上带有“正能量”的“同情”。

现代持续的生产性创新需要两个前提：私有产权制度以及竞争性市场。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一方面增加了利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掠夺致富的成本，阻塞了抢劫之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标，社会精英不得不转而从事财富创造的活动。另一方面，私有产权也使这些精英能够获得他们创造财富的大部分，由此而产生经营商业和企业的强大正向激励。罗马帝国之所以没有广泛利用风力和水力，因为军事征服提供了成本更低的奴隶劳动力。古代社会的激励机制造就了凯撒那样的伟大君王，即合法的劫掠者；而罗盘和火药的中国发明人却湮没无闻。

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社会”，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人民”或者“民族”。

市场上的“自然垄断”厂商唯利是图，政府垄断就可以保护公众免受垄断之害了吗？

如果官员也和贩夫走卒一样，最大化他自己的而不是“社会利益”，凯恩斯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大厦立即倾覆崩塌。

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确立自由作为目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手段都不具备正当性，特别是那些以抽象集体的利益为名压制和牺牲个人自由的手段。现代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论证，就连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们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自由人和宫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

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是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

“认钱不认人”的法则或许太过冷酷无情，但否定了封建世袭身份特权和官僚等级特权，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

传统社会之所以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马克思），因为在庄园的小共同体内，主人若压榨过烈会引起农奴的怠工、逃亡甚至暴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使企业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不满的工人，从市场上另行招聘替代的劳力。剥削手段的不同而非人性善恶决定剥削的程度，与其诉诸道德，不如从制度上加强劳工的市场谈判地位。

传统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治理效率太低，无法应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英国，不是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够多，而是因为制度落后，不能充分汲取和调动资源，不能开发出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

服从的基础并非大多数人代表真理，而是因为这三分之一的少数事先也同意了三分之二多数的立法规则。就像下棋，输棋的一方必须接受令人不悦的失败结果，因为游戏规则是在开局前双方一致同意的。

合作中又有竞争，竞争再激烈也不会破坏合作的大局面，不会搞暴力革命打倒哪一方或哪几方，因为合作的收益大于竞争造成的损失。这种状态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纳什均衡，一种自我实现的稳态，不需要超然暴力的震慑和干预，均衡中的各方没有一家愿意偏离或打破目前的状态，因为任何偏离都会导致自己利益的减少。

虚伪的官方道德说教对公众没有吸引力，宗教信仰被打压，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受到严格限制，民众和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由苦闷转向对社会的冷漠，抛弃了正统意识形态。虽未出现替代物，集体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已处于虚置和自我空转的状态，事实上与政治和经济子系统脱节，不能发挥耦合与连接的作用，整个系统的运转效率下降，最终免不了瘫痪和停摆。

附录

市场经济离开了私有产权不可能有效运转，离开了法制社会不可能有效运转。把市场经济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而不是当做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尊重，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会碰壁。

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

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如果按市场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农民的收入大幅上升，对进城务工的薪酬预期也会相应提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一方面使政府可以低价征地，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另一方面压低了农民工的市场工资。